解開“深圳創新密碼”：從鴻海、富士康到“工業富聯”

2022-06-06 14:44

四

讓我們回到富士康在深圳的發展歷程當中，進一步探討它在深圳地區創新網絡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從它未來的轉型方向中，探討它可以進一步扮演何種角色。尤其是，在有可能發生的美中科技脫鉤的前提下。

我一直認為，在2009年之后，深圳對富士康的價值嚴重低估，并輕易地將蘋果主力工廠驅逐到鄭州。這可能是因為受到“血汗工廠”標簽的迷惑，而沒有看到，富士康不是富士康，它其實代表著蘋果產業鏈。

在2000年到2009年這10年間，由于富士康迅速做大了深圳的進出口貿易規模，使深圳成為中國第一大外貿城市，并且這種進出口貿易的主要內容是所謂機電產品，甚至可以說是“科技產品”，所以深圳市對富士康是積極肯定、大力扶持發展。2002年，深圳市政府甚至將富士康確定為重點支持的4、5家大企業集團之一，與華為并列。

但是自2005年全國科技大會召開、深圳成為國家重視的創新型城市（當時國務院總理肯定深圳“產業轉型升級抓得早、自主創新抓得早”）之后，從深圳到全國，都漸漸出現了一種對臺灣電子代工產業的偏見，這種偏見在2010年－2012年的“十四連跳”、“血汗工廠”事件中達到頂點。

偏見的核心表達之一就是，代工廠不掌握核心技術。

盡管富士康特別于2010年開始參加深圳高交會，向外界說明自己是一家真正的科技公司。在這屆高交會上，富士康展示了自己在“五屏一云”方面的技術積累，而且截止到2008年，富士康已累計申請專利5．8萬項，獲準2．6萬件，在全球華人企業中名列第一。到2017年底累計申請專利則達到14．62萬件。特別是在連接器方面，富士康是全球的技術霸主；而在精密模具領域，富士康也是全球性巨頭。

但人們對代工的偏見主要還是基于，一部蘋果手機，工人的工資占比是如此之低，而富士康賺的就是廉價勞動力的錢。后來人們對臺灣電子代工業觀念的轉變，可能還是臺積電起了作用：臺積電是全球最大的IC代工巨頭，可它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并且成為了GVC的鏈主，對全球IC產業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即便是國內產業經濟學界對GVC理論的研究中，對臺灣電子代工產業也有同樣的誤解。事實上，代工模式正是臺灣參與全球價值鏈、全球ICT產業創新鏈的獨特方式，并通過這種方式取得了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以2017年的數據，臺灣資訊電子工業產值占其GDP的比例達到26．4％，并且其產值的77．8％是直接外銷，超過93．5％的資訊通信產品和45．5％的電子產品的外銷訂單，是直接海外生產的，可以說，臺灣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其資訊電子工業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

正如高自旺在《臺灣地區資訊電子工業的全球價值鏈雙邊嵌套利益關系研究》所指出的，臺灣電子產業與全球ICT產業鏈形成一種“雙邊嵌套”關系：一邊是中國大陸、韓國、墨西哥、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越南等經濟體，另一邊則是日本、美國、新加坡、德國、澳大利亞、法國、英國等經濟體，臺灣從前者獲得貿易順差，而與后者則形成貿易逆差。臺灣從后者經濟體中獲得核心技術的零部件或者自然資源，而利用中國大陸、東盟等國的低成本勞動力等，進行加工生產。這種雙邊嵌套關系到后期主要集中在臺灣分別與美日等經濟體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嵌套。這主要是因為，兩岸有相同的文化，且大陸勞動力成本較低，市場規模大，兩岸相互合作，互為倚重。當然，這里面，臺灣產業從大陸獲利最多，而美日歐則從臺灣獲利較多。

但這正是臺灣ICT產業把深圳、甚至大陸拉進全球價值鏈的方式，兩岸文化的同源，使臺灣便利地發揮了這種中介作用。富士康正是這種中介作用的典型案例。富士康以此將蘋果拉入了深莞惠電子信息產業鏈之中，成為珠江口東岸地區創新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得智能手機的若干工藝、技術沿著GVC進行溢出。當然，蘋果自身也會受益于珠江口東岸地區ICT產業生態，受益于這個地區創新網絡與全球創新鏈掛鉤之后的互動協同關系。富士康自身的技術及研發體系，也豐富了這個地區創新網絡的物種和元素。

此外，富士康作為蘋果的主要代工廠（到2021年仍獲得了蘋果70％的訂單），事實上承擔了蘋果產業鏈的代理采購商角色。雖然指定主要供應商的決定仍由蘋果作出，但富士康作為生產組織者，仍有相當的建議權。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十幾年的代工生產過程中，蘋果供應商的本土化比例曾逐步提升的趨勢。

以2020年果鏈的主要供應商為例，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供應商就有52家，包括了42家大陸公司和10家香港公司，如果加上46家臺灣公司，總數就達到98家，占Top200家供應商的一半。不算臺灣公司，也占到了超過1／4．這些公司，有許多就是在深圳創業發展起來的公司，如立訊精密、藍思科技、瑞聲科技、伯恩光學、比亞迪、信維通訊等。這應該說就是富士康代工蘋果在深圳設立生產基地之后的結果。

所以坊間傳言，2009年深交所創業板開板，深圳市為創業板準備的擬上市公司中，有20多家都是果鏈上的企業，是以郭臺銘有所謂“不是地方政府在培育中小企業，而是我富士康在培育中小企業”的說法。

如果蘋果不撤出中國大陸，可以想見，來自中國大陸的供應商會逐步增加，因為中國企業逐步在提升進口替代的能力。

如果，中美科技進一步脫鉤，如坊間傳言的那樣，蘋果也會將其生產網絡分割為兩部分，一部分為中國生產網絡，一部分為非中國生產網絡，那么其中國生產網絡的部分，會迅速提高中國及香港本土供應商的比重。

有一種說法，指蘋果可能會要求富士康撤出中國大陸，將中國生產網絡的最后組裝（同時也是采購商）交給中資或港資企業，或指立訊精密就是其中一個備胎。但是立訊精密這類大陸或香港企業的制造能力和效率能在多大程度上迅速可替代富士康？也許郭臺銘可以爭辯說，難道“工業富聯”不就是一家中國大陸深圳的公司嗎？為什么不可以視“工業富聯”和“鴻海科技集團”為兩個股權上沒有明確關聯的中國大陸公司和臺灣公司，而“工業富聯”繼續承擔蘋果的“中國生產網絡”部分的總裝環節，而鴻海集團則在越南、印度及臺灣、美國等建立蘋果的“非中國生產網絡”？

這確實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如是，我們將可以看到“工業富聯”這間深圳公司，在珠江口東岸的地區創新網絡中，甚至在“中國價值鏈”中，扮演著如華為一樣的重要角色。

原文標題 : 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34：從鴻海、富士康到“工業富聯”

<上一頁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