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制造業市場,得中國者得天下
可以看出,工業自動化的美國頭部企業,都沒有穩穩扎根于中國市場。中國制造業在其銷售額中所占比例,與中國在全球市場中的總體占比并不相稱。
也就是說,按照中國市場的整體增速,相比于歐系、日系和中國本土企業,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在下滑,他們并沒有把握住最大的一塊蛋糕。與之形成明顯反差的是,中國本土的自動化企業連續幾年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快速增長。
前幾天我與來自外資自動化企業的高管聊天時,他還提供了一個分析的角度。如果進一步分析某款產品的出貨量,比如工業PLC控制器,美國的出貨量已經持續多年保持平穩,沒有太多變化。美國本土銷售額的增長,主要源自自動化單品價格提升帶來的推力。
但是這個邏輯在中國并不成立。中國制造業是一個競爭激烈且快速變化的市場,單品價格呈現下降的趨勢,想給自動化產品漲價簡直是天方夜譚。中國自動化產品銷售額的增長,主要源自設備數量的大幅增加帶來的推力。
哪種增長更具潛力,答案不言自明。
未來的全球制造業市場,得中國者得天下。而美國的工業自動化企業似乎和中國制造業的紅利漸行漸遠。可以望見,假以時日,全球TOP 50工業自動化廠商的排名終將徹底“換血”。
作為本段結語,引用一位好友在朋友圈中的留言,他說:“美國制造業回流,回就回吧…”
02半導體代表一國國運
掌握了全球制造業的未來格局,我們再來看看具體行業的變遷。
曾經有家日本制造企業來中國建廠,我問他們為什么選擇中國,對方的答案很明確:在制造業中,半導體和汽車這兩個行業代表了一國國運,這兩個行業的未來都在亞洲,而且都在中國。
如果非要從這兩個行業中選擇其一,我首選半導體。因為各行各業都在智能化、半導體化,汽車也不例外。不夸張的說,未來的很多行業都將是泛半導體行業。
今年3月,波士頓咨詢出版了一份報告,名為《限制對華貿易將終結美國半導體的行業領導地位》,How Restricting Trade withChina Could End US Semiconductor Leadership。
正如標題所示,報告認為在半導體領域,過去兩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已經給美國半導體產業造成巨大影響。未來,限制對華貿易甚至直接“脫鉤”的做法,將永久性損害美國半導體產業,并最終導致其失去全球競爭優勢和領先地位,對美國負面影響顯著。
我們照例來看一下這篇報告的論證過程。
因為在數字化轉型和人工智能時代,強大的半導體產業對美國經濟的全球競爭力及其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美國一直都是半導體產業的領頭羊,占據45%至50%的全球市場份額。
2018年美國半導體企業研發總投入約400億美元,全球營收總額2260億美元,全球市場份額達到48%。相比之下,若不計外資企業,中國公司占全球半導體需求的23%,自身半導體產業僅能滿足國內需求的14%,顯然,中國是美國半導體行業的最重要的市場之一。

自從2018年7月,中美實施第一輪關稅措施以來,美國行業排名前25位的半導體公司營收年化增長率已經從之前四個季度的10%,大幅下挫至2018年底的1%。
2019年5月美方禁止對華為公司出售技術后,美國半導體行業領先企業的銷售額在之后三個季度都連續出現4~9%的下降。
對華限制使美國半導體企業的營收和市場份額受到顯著的影響,削弱美國持續對創新研發進行大規模投資的能力,導致其半導體產業所依賴的創新周期中斷。
目前中美半導體貿易現狀是中國不再對美國半導體產品征收關稅,但美國仍然將華為和其他幾家中國企業列入“實體清單”,未被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企業,雖然被允許從美國供應商手中采購半導體,但采購不到“因軍事用途受到出口管制的特定部件”。
對于中國方面來說,中國以外的消費者和企業購買中國技術產品的意愿可能降低,因為擔心美國的限制會損害其功能和質量。因此,中國科技公司在美國乃至其他發達國家的市場份額將受到侵蝕。但同時中國公司可以通過國內的份額增加來彌補海外的損失。綜合效應可能反而小有收益。
對于美國來說,損失就不那么容易彌補了。報告預測,現狀持續之下,被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公司將用來自中國、歐洲和亞洲其他供應商的組件替換基于美國技術的組件。未被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廠商也會主動增加半導體供應商多樣化,以減少風險。
在波士頓咨詢公司的報告中,給出了兩種情況下的評估,第一種假設是“美國維持現有的對華出口限制和技術管制”,第二種假設是“徹底終止雙邊技術貿易、技術領域對華脫鉤”。測算的結果顯示:
第一種假設的前提下,影響將在2~3年后顯現,3~5年后美國半導體企業從中國市場獲得的營收將減少55%,全球市場份額下降8%,全球營收減少16%,研發投入下降13%~25%。
第二種假設的前提下,中美出現“脫鉤”,那么影響將在禁止決定作出后立刻產生,3~5年后美國半導體企業徹底退出中國市場,其全球市場份額下降18%,全球營收減少17%,研發投入下降30~60%。
數據顯示,美國半導體公司一直將收入的17%~20%左右用于研發。一旦發展到最糟糕的情況,美國半導體研發投入將至少削減30%,即120億美元。資本支出將減少130億美元,導致失去12.4萬個工作崗位。
同時,波士頓咨詢認為,中國本土半導體公司正在迅速成長,以滿足中國龐大的國內需求。雖然此前中國半導體主要進口國是美國,但這一狀況將很快發生逆轉。
考慮到中國半導體行業的現狀,短期內大部分訂單流入第三國。而中國半導體公司也將積極發展,以滿足國內40%的需求(幾乎是目前中國本土產能的3倍)。
波士頓咨詢公司測算模型顯示,由于韓國在內存、顯示器、圖像處理和移動處理器等關鍵產品方面的強大能力,韓國可能會暫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半導體行業的領導者。
中長期來看,如果中美“脫鉤”發生,中國可能會成功發展出一個有競爭力的國內半導體行業,能夠滿足國內絕大部分需求。
近期來看,韓國將成為中美貿易戰獲利者;長期來看,中國會成為全球半導體領導者。即使中國不得不進口高性能處理器,來替代基于美國技術的CPU、GPU和FPGA,隨著時間地推移,中國半導體公司可能最終也能滿足國內幾乎所有其他半導體產品的需求。
這樣做會使中國自給率達到85%。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半導體行業全球份額將從3%增長到30%以上,取代美國成為行業領導者。

03推進中國制造的結構性力量
基于對中國制造業的全面性判斷,那么當下最值得識別出的大機遇在哪里?
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明確,未來中國制造業的增長主要靠什么?
答案是: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根據斯坦福大學的研究,過去30年里,中國僅有約30%的經濟增長基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而美國的增長則主要源自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隨著工業化進程接近尾聲,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
什么是全要素生產率?
所謂“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通常叫做技術進步率,是新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中,用來衡量純技術進步在生產中的作用的指標的又一名稱。
舉兩個例子。比如在生產中,投入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共計100萬元,而生產出來的總產值為150萬元。這150萬元的產值是由兩個方面的貢獻構成的,其中100萬元是由于投入了100萬元的生產要素所引起的,其余50萬元則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
TFP還可以用百分比說明,比如本年度的產值比上一年度增長15%,而其中要素投入量如果增長10%,那么其余5%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它常常被視為科技進步的指標。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教授,曾在《哈佛商業評論》中國年會上,以“從大國經濟演進的視角看產業變革”為主題,對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核心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
他認為,中國在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方面,仍有很多有利的結構性力量:
(1) 再工業化:也就是“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利用互聯網大數據驅動產業的變革,可以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
(2) 新基建:也就是“再工業化所需的基礎設施”,圍繞產業變革、產業互聯網所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如5G基站、云計算、儲存設備等。
(3) 大國工業:包括國產替代,如發展民用航空等大工程、大工業,會繼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4) 產業變遷:這個過程中,資源需要重新配置,也會帶來效率的提升。以市場化的力量引導民營企業參與其中,并充當變革的主力。
這些動力你肯定都不會陌生。
關于新基建的發展機遇,我在文章《中央政治局會議重點點名的“工業互聯網”,正在成為“數字基建”時代的核心》和《深度分析“新基建”,5G、工業互聯網IIoT、物聯網IoT發展邏輯梳理》中,分別有詳細呈現。
未來10年看to B、看工業互聯網,這是一個明確的趨勢。我認識的不少物聯網圈內朋友,都已經開啟了轉向的探索之旅。
回想2012到2014年,京東、華為、阿里、騰訊、小米,這些做to C消費端物聯網產品的“帶頭大哥”,成就了一批背靠“大樹”的技術服務商。
而現在無論是5G還是工業互聯網,都有可能培育出新型to B技術服務商,創造出適合他們的生存空間和發展藍海。嗅覺敏銳的那些原本圍繞to C搭建物聯網生態的企業,紛紛著手布局新團隊挺進to B方向。
國產替代,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十年大潮。
今天所有中國人的腦海里,都在中興事件那一夜,植入了一個念頭——“美國人不可靠”。這個念頭經歷了華為、經歷了偉創力、經歷了谷歌、經歷了持續的黑名單,不斷的被驗證和強化。
有些話一旦出口,就再也沒有轉圜的余地。有些事一旦成真,就不可逆的改變了一切。美國的舉動建立了國產替代強大的集體心理根源。
國產替代,雖不像是5G、AI和工業互聯網,指某一類新技術,但它同樣幾乎可以滲透到任何一個領域。如果說5G時代,所有行業都可以重做一遍,那么在國產替代背景下,中國所有的行業也都幾乎可以重做一遍。
云和資本在2019年,總共評估了2,000多個項目,其中很大比例與國產替代相關。核心技術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命門”,誰擁有核心技術誰才擁有話語權,這也是極難投資的一個領域,需要滿懷對技術周期和專業素養的敬畏。
在疫情的洗禮下,這批企業不負眾望地表現出了極強的韌性,不僅發展毫無停滯,很多還實現了逆風飛揚。以一家云和資本已投的研發、生產高溫合金的隱形獨角獸企業為例,在疫情期間他們順利的逆勢推進了新一輪融資。
最近一段時間,很多人都在牽掛著C919的進展。C919中型客機是中國首款按照最新國際適航標準,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干線民用飛機。4月27日,美國政府表示將對向中國的出口施加新限制,包括民用飛機零部件和半導體生產設備等,為我們的國產C919大飛機又增添了新的不確定風險。
這家企業生產的高溫合金,正是航空產業鏈的源頭。只有將高溫合金制造等關鍵環節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有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航發國產化。
04“舊”全球化與“新”全球化
最后一部分,我們再將視野擴大,重新審視全球化。
舊全球化已經終結,新的全球化格局開啟了。日內瓦國際研究所國際經濟學教授理查德·鮑德溫(Richard Baldwin)在專著The Great Convergence: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中對這個趨勢進行了論述。這本書目前沒有中文版,書名暫且譯為《大融合:信息技術與新型全球化》。
“新”全球化,新在何處?大衛·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商品通過比較優勢,在各國之間流通,促進全球范圍內物流、信息流和交易的進行。

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商品的供應鏈變得越來越錯綜復雜,從供應“鏈”變成了供應“網”。單個制成品的全套供應鏈,很少在一個國家完整的存在,而是原材料在一個國家生產,元器件在另一個國家制造,制成品在又在第三國裝配,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牽一發而動全身。
國際競爭也從商品層面,深化到生產制造能力和勞動力素質的層面。因此,新全球化表現出了完全不同的形態:

新全球化在更精細程度上影響國家經濟。
新全球化不僅發生在產業層面,它可能發生在生產的任一階段或任一職業。全球化的影響變得更難以預測。
舊全球化之下,國家可以識別所謂朝陽產業或夕陽產業。新全球化之下,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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