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抗 ADC、雙載荷 ADC 的研發熱潮與管線擁擠，比預期要來得更早、更迅猛。

2026年AACR大會上，ADC依然是腫瘤領域最密集、最活躍的研究方向。此次大會公布的ADC相關摘要數量已超過400項，較去年翻倍增長。

伴隨數量激增的是下一代ADC賽道的快速擁擠。在這一輪擴張中，雙抗ADC與雙載荷ADC占比明顯提升，多靶點、多載荷組合管線數量已超過100款。

下一代ADC研發熱度飆升的背后，同質化內卷已悄然顯現。從已披露項目來看，靶點選擇仍集中于B7-H4、TROP-2、HER2、EGFR、c-Met等成熟抗原的組合，載荷同樣以Topo I抑制劑為核心，疊加MMAE、RNA Pol2抑制劑等做固定搭配。

在這場搶占ADC“雙打”制高點的研發競賽中，沒有藥企愿意甘落下風。但要警惕的是，風險與機遇并存，多一個靶點、多一個載荷意味著更高的技術復雜度，以及安全性挑戰，當前技術體系仍有諸多關鍵問題有待解決。

隨著技術的迭代、臨床的推進，或許不久我們就將看到下一代ADC的大浪淘沙時刻。

/ 01 /數量爆發

事實上，在2025年的AACR大會上，雙抗ADC與雙載荷ADC已開始集中出現。2025年，共有44項雙抗ADC、14項（13款產品）雙載荷ADC的研究報告。

到了今年，無論是數量規模還是靶點、載荷組合的類型上都明顯增加。從AACR 2026披露的摘要統計結果來看，雙抗ADC與雙載荷ADC相關研發已超過100項，其中既包括去年已披露管線的后續臨床進展，也包括大量首次公開的早期資產。

在新公布雙抗ADC中，出現了許多新的靶點組合。如百奧賽圖的BCG045（TROP-2×MUC1）、BCG044（EpCAM×HER3）、海思科的HSC00189（FRα×CDH6）等均是此前未公開過的ADC靶點組合，還有多禧生物的EBV/EGFR的靶點組合在雙抗上也較為少見。

而在雙載荷ADC方面，此次展出的管線也有新嘗試。上海親合力生物選擇的TOP1i抑制劑+TLR7/8激動劑組合是新出現的組合，映恩生物的DB-1326雙載荷中則包含自身專利——海鞘素衍生物。

更激進的設計則是雙抗+雙載荷，多禧生物的DXC018、信達生物的IBI3028、康寧杰瑞的JSKN021均是雙抗雙載荷設計，其中JSKN021由EGFR/HER3雙抗與新型Top1抑制劑(T01)和MMAE偶聯而成，近期，該藥治療晚期實體瘤的臨床申請已獲得CDE受理。

與管線同步增長的是參與其中的藥企數量�？梢钥吹�，當前該領域仍以Biotech為主導，但能看到逐漸加入的MNC身影，如安斯泰來、阿斯利康、強生等已有管線或合作項目在大會上展出。而就在4月14日，禮來宣布以3億美元收購Cross Bridge Bio，獲得其雙載荷ADC平臺及核心管線資產，參與其中的MNC又增加一位，進一步印證賽道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藥企在該領域的表現同樣亮眼。百奧賽圖、宜聯生物、多禧生物等已完成多靶點的布局，多款管線已順利通過IND。強生的EGFR/cMET-雙抗ADC JNJ-95437446，其關鍵連接子與載荷CPT-113來源于多禧生物，這意味著，中國創新藥企已深度參與全球下一代ADC研發版圖。

無論從管線規模、靶點組合復雜度，還是企業參與度來看，雙抗ADC與雙載荷ADC賽道已經十分熱鬧。

/ 02 /同質化已經出現

與抗體藥物一樣，ADC藥物的迭代，核心也是突破單靶點/單載荷的臨床局限。

尤其是在實體瘤治療中，由于異質性等原因，單一靶點在結合抗原能力上具有局限性，且隨著治療進展中伴隨的抗原表達下調進一步限制了臨床療效。單載荷的治療瓶頸同樣已經顯現：靶點丟失后內吞效率下降，以Top1為代表的載荷出現耐藥問題，也成為臨床亟待解決的痛點。

因此，在靶點和載荷上升級是最直接明確的思路，并且，隨著ADC的臨床應用越來越廣泛，意味著很多患者會產生耐藥，存在巨大的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這驅動著全球藥企，加速下一代ADC的布局。

研發熱度飆升的同時，同質化內卷已悄然顯現。

在實體瘤治療中，EGFR、HER2、TROP靶點是最常見的，因為這些靶點在多種實體瘤中都有一致性的高表達。此外，B7-H3、c-Met、CDH17、CLDN18.2等也是常見的靶點組合。

即便是更復雜的設計，也未能真正跳出框架。安領科生物的PD-L1/VEGF/B7-H3三抗ADC ALK208則在雙抗的基礎上，融合了VEGF，參考當前臨床的應用。臨床前數據顯示該產品能有效抑制血管生成，一定程度上促進了PD-1的抑制效果。

但從目前披露的管線來看，靶點組合的選擇依舊保守。此次大會公布的摘要中，B7-H3/PDL1雙靶ADC有2款，EGFR/HER2有5款，EGFR/c-Met、Nectin-4/TROP-2組合管線更是達到6款。其中，拓濟醫藥的TJ111、道爾生物的DR319-DP甚至是同靶點、同載荷的組合。

盡管雙載荷ADC的數量相對較少，但同質化現象同樣存在。

此次公布的管線中，Top1抑制劑、MMAE是最常見的選擇。Top1抑制劑的選擇基于其高效的細胞毒性，在早期臨床前研究中能產生良好的治療效果。MMAE則更多扮演解決耐藥的角色，利用其強效的殺傷能力及成熟的Linker技術（通常是Val-Cit連接子），配合另一種機制的藥物，追求1+1>2的抗腫瘤效果。

雙載荷ADC在靶點選擇方面也選擇了保守路線，共有8款產品選擇HER2。

當然，同質化并非偶然，在偶聯技術、毒性控制與CMC復雜度的約束下，藥企更傾向于圍繞已被驗證的靶點與載荷進行“確定性優化”。這也導致，無論是“1+1”的雙抗模式，還是“1+2”的雙載荷模式，賽道迅速擁擠。

/ 03 /臨床價值才是終局標準

目前，已有多款雙抗、雙載荷ADC產品展現了積極的數據。

比如君實生物的EGFR×HER3雙抗ADC JS212，1/2期臨床結果顯示，4.2mg/kg和4.6mg/kg劑量組的ORR分別高達44.4%和50.0%，DCR均為100.0%。在HER2-乳腺癌和食管鱗癌患者中的ORR分別達50.0%和38.9%，整體安全性良好。

百利天恒的EGFR×HER3雙抗ADC iza-bren已經在鼻咽癌、食管癌兩項關鍵性3期臨床研究中取得積極結果，還有共11項3期臨床已經獲批申請，2025年9月被CDE納入優先審批品種名單，是雙抗ADC中進展最快的。

相比之下，雙載荷ADC進度稍慢，產品仍集中在臨床前。阿斯利康自主研發的CD30 ADC采用Topo1i + MMAE雙載荷設計，在臨床前模型中展現出較好的劑量依賴性療效，并在耐藥模型中顯示一定優勢。

OBI Pharma進一步在AACR 2026中展示了其c-MET/HER3雙抗A+雙載荷ADC（OBI-221），嘗試在雙靶點遞送與雙payload協同殺傷兩個維度進行系統性疊加，在臨床前模型中初步驗證了抗腫瘤活性，但整體仍處于早期驗證階段。

但這些積極信號僅為少數樣本，行業仍需冷靜看待賽道熱度。本次AACR大會中披露的ADC相關管線中，約80%仍處于臨床前階段，未來能夠進入臨床開發甚至推進至3期并最終實現商業化的資產可能并不多。

核心原因在于，當前相當一部分項目仍基于傳統偶聯技術路徑開發，本質仍停留在結構創新。無論是雙載荷疊加，還是雙靶點組合，在連接子穩定性、體內半衰期控制以及毒性窗口等方面，仍存在不確定性；也有多個雙抗ADC項目因療效未優于單抗ADC、安全性不達標，在1期劑量遞增階段即終止開發，如 Zymeworks ZW49、再生元 REGN5093-M114等。

當然，從研發規律來看，任何創新技術的爆發期都伴隨擁擠與試錯，下一代ADC同樣如此。當前的管線擴張、同質化競爭，是技術迭代必經之路；連接子優化、載荷創新、偶聯技術突破、臨床價值驗證，則是穿越周期的核心競爭力。

大浪淘沙之后，真正能克服耐藥、提升療效、降低毒性的下一代ADC產品，也將從日漸擁擠的賽道脫穎而出。

說到底，任何前沿創新藥技術的發展，關鍵不在于管線數量的多少，而在于能否真正解決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

       原文標題 : 下一代ADC越來越擁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