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沖擊下，艾上AI智能教育憑什么逆勢增長？
利用人工智能，把個性化教育規模化地發展起來，教育資源（老師）不均衡的問題也能夠得到解決。
“這就是創始人的預案能力，不管公司大小，創始人始終要有Plan B。”
創業黑馬集團董事長牛文文在講到黑馬企業創始人帶領企業抗擊疫情的案例時，這樣評價艾上AI（原名艾賓浩斯智能教育）創始人鄧亞。2月20日晚，牛文文在抗疫演講中提到5個案例。艾上AI是第一個。
疫情來襲，鄧亞在大年三十（1月24日），便推出了非常完整的復工方案，包括如何保護300多名員工，如何面對成本壓力，如何做好防護措施等。
緊接著他快速組織超過100位老師做直播課，迅速將原來AI老師＋線下輔導老師為主的線下AI＋教育模式，升級為“直播課＋AI工具訓練＋在線輔導”的模式，解決了加盟校區疫情期間的交付問題。
同時，艾上AI推出“艾·家計劃”，免費送出價值4．7億元的課程，快速獲取了19萬新學員，新增50萬科次，相當于為每個加盟校區新增125萬元收入。
因為師資和生源問題的妥善解決，艾上AI開始將目光瞄準因為疫情受到影響的數以十萬計的傳統線下培訓機構，2月份舉辦首場線上招商會，實現500萬元回款。
疫情中，鄧亞三箭齊發，兩三周時間，為疫情之后儲備了大量的師資、用戶和加盟商。這著實不易。
在牛文文看來，“盡管鄧亞看起來是一個‘普通青年’，教育行業跟他差不多規模的公司很多，作為創始人，他能脫穎而出。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來，他有‘預案力’，這種預案力會成為整個公司的記憶和基因，讓這個公司始終處于一種有備而來的狀態。”
預案能力只是這個從安徽泗縣走出的80后創始人，多年摸爬滾打訓練出的能力之一。更值得關注的是，鄧亞基于本人學習經驗的總結，和10年深耕線下培訓，在產品、技術和營銷上的積累，勇敢擁抱AI，獨創出中國式的AI＋教育商業模式，迅速在三四線城市開拓了1600家分校，2019年營收達2億元，成為中國領先的AI＋教育服務商之一。
三四線城市“學渣”逆襲的關鍵
艾上AI之所以能在短短5年時間，在三四線城市快速開出1600多家加盟校區，是因為他深刻洞察到了三四線城市學生和家長對好教育的剛性需求。
這種洞察來自于他自身從學渣逆襲為學霸，以及他早年在縣域城市做線下培訓班的經驗。
鄧亞出生于安徽泗縣的一個村莊里，父親母親都是老師。他曾經是學渣，2003年，高考成績僅300分。不得已像俞敏洪、馬云一樣，加入高考復讀大軍。一年以后，分數增加了近300分，揚眉吐氣，完成了從學渣到學霸的逆襲。
鄧亞和很多三四線城市的學生一樣，當然不笨。初中時，他曾經獲奧林匹克競賽二等獎，考試經常是班級第一名。中考，他以優異成績考進當地的示范性高中。高一，他還是班中的前幾名。高一下學期，班長鄧亞成功競選上高中學生會副主席。“學習成績固然重要，但是社會能力、管理能力也很重要，我要培養一下。”只是他沒想到學生會的工作竟然導致成績下降了那么多。
復讀的一年，鄧亞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個鞏固基礎＋專項提升的學習方案。第一，打基礎。他認為，成績不行是因為基礎薄弱，書本知識沒有掌握透徹。他把高中三年所有科目全部回爐。以數學為例，他把6本數學教材重新看了一遍，把例題、習題、課后習題全部做了一遍。第二，系統梳理高考要求掌握的考綱考點以及歷年真題。高考重點考什么，他在打牢基礎之上，重點學習這些知識點。以數學為例，他梳理了過去5年的高考知識點，并自測，找出薄弱的地方，進行強化學習。做完這兩步，鄧亞覺得考個70分、80分沒有問題。第三，跟著老師的節奏、跟著學校模擬考的節奏走，系統性地復習。“復習，我有兩條線，一條線是跟著老師走，一條線是自己來。”
一年提高了近300分，讓鄧亞在泗縣小有名氣。高考成績出來后，他突然冒出開個輔導班的想法，把學習經驗分享給當地的孩子。是夜，他奮筆疾書，把自己的故事寫出來，第二天上午，找到打印店，開印。一張張粉紅色的招生廣告從打印機里吐出來。一張兩毛錢，鄧亞印了5000份。他招了100個學生。
鄧亞應該感謝這個輔導班。它強迫鄧亞更加系統梳理了自己的學習方法——三次學習五步流程法，并將之驗證在100名學生身上。
這套“三次學習五步流程法（以下簡稱三五法）”到底是什么？為什么能讓普通少年變成學霸？鄧亞認為，在中國，課外培訓的關鍵點：中國的K12教育，學校是主體，課外輔導是補充和提升。所以課外培訓一定要根據學校上課的特點來組織教研。鄧亞的這套方法更適合三四線城市的實際情況。
第一次學習：預習
一般情況下，在課堂上，老師將未知變已知，將新知識教給學生，學生課后完成作業。
鄧亞認為，學生未知變已知的過程應該在課前完成。“很多學生沒有預習的習慣，老師講什么，他們聽什么，總是被老師牽著鼻子走。”通過課前預習，學生們可以做到心中有數，知道這節課的重難點在哪里，可以針對性地聽課，化被動為主動。不同學科的預習要求各有不同。比如英語的課前預習，要做到四方面：1、會讀會寫生單詞；2、聽一遍課文；3、朗讀一遍課文；4、針對課文練習，簡單地過一遍語法點。
第二次學習：課堂學習
課堂上，鄧亞要求學生完成兩個互動：第一，與老師的互動，有針對性地聽老師講課，把重點、難點和不會的知識點搞清楚；第二，通過記筆記，完成與自己的互動。鄧亞認為，一個好學生一定會記筆記。在第一期輔導班中，鄧亞把自己不同學科的筆記拿給學員們傳閱，告訴他們如何記筆記，并提醒他們，英語、數學課的筆記重點不一樣。
下課并不意味著課堂學習的結束。鄧亞認為，寫作業也屬于第二次學習。一般的學生回到家吃完飯后，沒有回顧一天的所學，直接寫作業，邊寫邊翻書，一直寫到深夜。鄧亞認為這是不好的學習習慣。“課上，老師傳達的信息量非常大。不經預習，一個學生只能掌握50％－60％。經過10多個小時后，遺忘20％－30％，等學生晚上做作業時，可能只記得老師課上所講內容的30－40％，所以學生才會一邊翻書一邊做作業。”鄧亞建議，學生寫作業前，一定要先進行課后復習。“課后復習很簡單，就是把老師講的知識點像過電影一樣過一遍，看并做一遍典型例題，對老師講的知識點進行系統鞏固、提煉和升華。”
第三次學習：考試
三五法中，考試是學習的階段性閉環。考試的目的有二：一、查漏補缺，二、系統性地提升成績。考完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說孩子考85分，家長喊：小子，我要收拾你！”。鄧亞說，你收拾他，沒有用，要看這15分錯在哪里。老師要通過考試找到學生面臨的共性問題。家長要找到自己孩子學習上的個性問題。比如，有的學生不會有理數中絕對值的知識點，導致失分。“家長應該怎么辦？找到知識點進行針對性講解。講解完之后，針對這個知識點，讓自己的孩子做兩、三道題，進行針對性訓練，并將錯題放入錯題本。這才是考試的目的和意義。”
課前預習、課堂記筆記、課后復習、課后做作業、考試等五大流程嵌于三次學習中。
鄧亞認為，學習方法是通用的，是流程化的。在流程化的基礎上，學習內容又是個性化的。鄧亞在流程化的基礎上，根據每個學生的特點和學習內容的不同，力求做到個性化。一套學習方法也是培訓機構立足的理論基礎。好未來創始人張邦鑫也創立了七步學習法。鄧亞告訴i黑馬，張邦鑫的七步學習法一開始是為北上廣深等一二線城市的尖子生設計的。而“三次學習五步流程法”是“學渣”變“學霸”的方法，更具普適性。
嘗到到甜頭的他，2005年，憑著南京財經大學學生會學習部部長的身份，找到南師大學生會主席、勤工儉學社社長，大批量地招南師大師范生。為什么要招師范生？“我要保證教學質量。誰教得好？肯定是師范生。師范生里，誰教得最好？南師大。”他把這批南師大的老師拉到泗縣及附近的靈璧、五河縣，辦學規模進一步擴大。大一的暑假，鄧亞靠開培訓班，賺了2萬元錢，5000元買了一臺電腦，5000元交學費，還給了爸爸媽媽2000元。“很驕傲的，是不是？因為你都把自己養活了。”
2007年3年，鄧亞準備在當年暑假將培訓班開到安徽6個縣，他直接找到南京師范大學的研究生學會，大批量招研究生做老師，然后將“三次學習五步流程法”教給他們，由他們結合教學內容，教給學生。“我告訴他們，暑假培訓，第一，復習上學期學的內容；第二，預習下學期即將學的內容。同時，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好的習慣能夠讓學生們受益終生。”鄧亞說，一般的學生為什么學習不好，就是學習習慣不好，而尖子生一般有比較好的學習習慣。
那年暑假，鄧亞賺了7萬元錢，他將錢鋪在床上讓他媽媽來看，他媽媽雖然一臉的不屑，卻非常開心。
兩年暑假開培訓班賺到錢，讓鄧亞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這個事業中來。
2008年，大三，鄧亞繼續擴張，甚至把培訓班開到了南京財經大學（福建路校區）的附近，租了整整一層樓。當鄧亞想把培訓班生意日常化而不僅僅是在暑假做的時候，鄧亞遇到了一個大問題——老師的問題。
鄧亞剛在南京開班的時候，為了保證教學質量，鄧亞請了來自楊振寧母校合肥一中的名師，課時費的一半要付給他們。“名師會算，一個班20個學生，每人收1萬塊錢，學費20萬元，你要給我10萬元。你不給？有的是人請我。”鄧亞說，好老師永遠不缺市場。而差的老師無法保質保量地教學。“三次學習五步流程法”是流程，需要老師結合多年教學經驗教給學生。寒暑假，尚可請師范大學的大學生、研究生做老師。平常，大學生要上學，拿不出整塊時間教學。
新東方和好未來都是通過招募名校的畢業生，直接培養為老師來解決培訓校區擴張師資問題，但老師依然是制約這些機構擴張的瓶頸。好未來2003年至今只覆蓋了50多個城市、700多個校區；新東方創立26年，覆蓋80多個城市，1200個校區，而且校區主要集中在一二線城市，覆蓋不到三四線城市。“985、211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好不容易從家鄉考出來，怎么可能回去？沒有好老師，就無法開分校，無法進行規模化的擴張。”鄧亞說。
解決不了老師難題，鄧亞在大學畢業后就放棄了這個賺錢的生意，進入北京某教育公司公司上班，做銷售。
鄧亞一邊工作，一邊思考，用什么樣的模式滿足三四線城市學生和家長的需求。
正如上面所說，2009年之后，好未來和新東方為代表的線下大班、小班模式迅速崛起。
好未來和新東方的線下小班場景里，學生與學生、學生與老師積極互動，構成了良好的學習氛圍，老師能夠及時指導、答疑。但劣勢明顯：好老師難找，只能覆蓋一二線城市，難快速擴張，而且學生需要家長接送，這對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家長來說是災難。當然三四線城市相對好一些。
2014年前后，鄧亞的手機上下載了幾十款學習APP，想取百家之長，以研發出能滿足三四線城市學生和家長需求的產品。
鄧亞研究了題庫模式。他認為題庫的優勢是巨大、豐富的習題資源，能夠及時地解決孩子在學習過程中碰到的難題。拍照，上傳，就能夠檢索到答案。“很多孩子，一拍照，答案出來了，直接抄了，沒有思考的過程。對于學習來說，思考過程更加重要。”即便深受用戶喜愛，但是卻難討家長、老師們的歡心。在中國，一個培訓產品，家長不喜歡甚至討厭，難以實現規模商業變現。
2013年之后，慕課等線上教育模式崛起，它不必受制于當地老師的教學水平。但是學生在家學習，沒有學習氛圍，經常走神，有很多家長也沒有能力輔導孩子。
而另外一個流行的慕課模式。“30年前就有了。那時候叫什么？遠程教育。30年前，老師的教學內容被刻錄到錄像帶、光盤里，現在上傳到云端，數字化、在線化了。”鄧亞說。在2014年那個節點，在線教育還沒有成為K12的主流，好未來做的學而思網校一直在虧損。
鄧亞認為，不管在線教育怎么發展，學校是一個永遠不會被取代的場景。只要學校存在，跟學校銜接緊密的校外培訓也一定有市場。“教育一定需要場景，這個是堅信不疑的。從孔子到現在的2000多年來，這件事情一點都沒有變。”
鄧亞回憶，2014年他在看雜志時，偶然翻看到人工智能的相關報道，“當時在線教育興起，大家都做在線教育，我在想，怎么樣做一個不一樣的東西出來？”人工智能不是已經讓今日頭條實現了信息推送的千人千面嗎？那能否也實現教育的千人千面？“利用人工智能，把個性化教育規模化地發展起來，教育資源（老師）不均衡的問題也能夠得到解決。”鄧亞看到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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