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勛,也成了劉強東的“兄弟”

東哥真把大家當兄弟
5月27日,許久未高調發聲的京東創始人劉強東,罕見地掏出了大尺度的承諾:“面對新技術的沖擊,不論是商業模式創新,還是發展更多新業務,必須想盡一切辦法保住數十萬員工的飯碗,包括我們藍領(兄弟的工作)。”
他強調“對于被機器取代的一線員工,京東一個都不會開除。”
這段話如果放在兩三年前,大概會被看作一種“老板話術”。但在2026年的當下,當Meta剛剛揮刀砍掉8000人、微軟、谷歌持續縮編,扎克伯格甚至要求員工“跟AI互卷”的背景下,東哥亮出的“一個都不開除”論調,反而硬生生拉開了科技圈面對AI沖擊時的兩種商業倫理鴻溝。
更值得玩味的是,在AI引發大規模白領裁員的論調席卷硅谷時,英偉達CEO黃仁勛近期的一系列密集發聲,內核邏輯竟與劉強東驚人一致——AI不是用來砍人的刀,是用來升級人的梯子。
這兩個分別代表中美科技產業的大佬,在“AI與就業”這道送命題上,罕見地統一了戰線。
01 AI來了,兄弟怎么辦?
劉強東和黃仁勛,不約而同地講了同一個不裁員的故事。
2025年11月,在英偉達全員大會上,有員工擔心AI會不會讓自己失業,于是向老板提出了疑問,而黃仁勛則當場承諾:“我向你們保證,你們仍然會有工作可做。”
老黃可不只是光說漂亮話,事實也確實如此:英偉達不僅沒有因為AI裁員,反而上季度新增了數千人,停車位都不夠用了。他還補了一句:“老實說,我覺得我們可能還缺大概1萬人。”
這聽起來有點反直覺,AI不是提效了嗎?提效了為什么反而更缺人?
2026年5月26日,黃仁勛接受新加坡亞洲新聞臺專訪時,直接批評了那些把裁員和AI掛鉤的CEO,說這是一種“懶惰”的敘事。他問了一個誰都繞不開的問題:AI在六個月前才剛剛變得高效有用,怎么可能兩年前就有人因為AI裁員了?
這句話很尖銳,因為它戳穿了一個很方便的借口。當公司要降本、要調整組織、要清理低效業務時,AI很容易被包裝成一個體面的理由。“不是我想裁員,是時代變了。”“不是公司經營壓力,是AI提效了。”“不是管理層做選擇,是技術自然替代。”
黃仁勛說,這種說法“太敷衍了”。一些高管這么做,只是“為了顯得自己很聰明”,“我真的很討厭這種行為”。
其核心觀點是:AI提高的是生產率,而生產率提升之后,企業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把同樣的事情用更少的人做完,于是裁員;另一種選擇是用同樣的人做更多的事情,于是擴張。
而技術本身不會自動決定哪一種結果,真正決定結果的是管理層。
對于那些有想象力、有野心的公司來說,AI帶來的效率提升不是裁員的理由,而是擴張的燃料。因為效率變高了,所以可以做更多業務、進入更多市場、覆蓋更多用戶,這需要更多人,而不是更少人。
英偉達自己的實踐就是最好的證明。一年之內,員工總數從2.96萬增長到3.6萬,凈增6000多人,而且黃仁勛還說“大概還缺1萬人”。這不是在AI面前收縮,而是在AI面前擴張。
所以黃仁勛說,借AI之名裁員只能說明這些CEO“缺乏想象力”。他們看到效率提升,第一反應是“可以少雇人了”;而黃仁勛看到效率提升,第一反應是“可以多做多少事、多雇多少人”。
這兩種管理層的差別,本質上不是技術判斷的差別,而是野心和想象力的差別。
劉強東的主要邏輯有三點:“20年后京東依然是中國擁有員工數最多的企業之一”,“被機器取代的一線員工一個都不開除”,“要把新技術對50多萬藍領工人及其家庭的沖擊降到最低”。
這番言論聽起來都是兄弟情,但實際上和黃仁勛的邏輯完全對得上。
京東的“涅槃項目”在全國建了80多個robobase,教藍領修機器人、做運維、搞智能倉管。這不是在做慈善,這是一個判斷:AI和機器人來了,京東不會選擇“用更少的人做同樣的事”,而是選擇“用同樣的人做更多、更高級的事”。
劉強東說“兄弟們干的活不是人類該有的活”——他承認風里來雨里去是苦活,但解決方案不是用機器替代人之后把人趕走,而是用機器把人從苦活里解放出來,再把人訓練成操作機器的人。藍領工人變成機器人維修工、智能倉管員,收入更高、技能更強、不可替代性更高。
這就是用AI擴張,而不是用AI收縮。
兩個人,一個搞芯片,一個搞電商物流,出發點不同,但落在了同一個結論上:AI來了,有想象力的公司會把人留下、把人升級、然后做更多事、雇更多人。
兩個人算的是同一筆賬。黃仁勛算的是:有AI加持,英偉達能做的業務邊界遠遠大于現在,所以缺1萬人。劉強東算的是:有AI和機器人加持,京東的履約能力和服務邊界還能擴大,所以90萬員工不是終點。
而那些借AI之名裁員的CEO,黃仁勛的評價是“缺乏想象力”,翻譯過來就是他們只看到了成本,沒看到機會。他們算的是“怎么少花點錢”,而不是“怎么多賺很多錢然后多分錢”。
這就是兩種老板的分岔路。
02 AI來了,人頭怎么算?
當然,現實不會只有溫情的一面。
如果說劉強東和黃仁勛代表的是“AI應該放大人”,那么小扎和Meta則展示了另一種更冷的路徑:AI進入公司之后,人力成本會被重新計算。
扎克伯格在去年1月的時候就曾公開談過一個很有沖擊力的判斷,AI很快可以承擔類似中級工程師的代碼工作。這句話對科技行業的震動很大。
過去,程序員被認為是最不容易被替代的高技能崗位之一。尤其是在互聯網公司里,工程師往往是公司最核心、最昂貴、也最受保護的人群。但當大模型開始能寫代碼、改bug、做測試、生成文檔,甚至完成一些相對完整的開發任務時,軟件工程師的崗位價值鏈就開始被拆開了。
哪些工作是創造性的架構設計?哪些工作只是重復性的代碼實現?哪些工作需要資深工程師判斷?哪些工作可以交給AI agent先跑一遍?
一旦公司開始這樣拆解崗位,“人”就不再是一個整體,而會被拆成任務、流程和成本。
Meta最近的幾輪調整,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
一邊是巨額AI投入。算力、數據中心、模型訓練、頂尖AI人才,全部都需要錢,而且是越來越貴的錢。另一邊是人力成本。過去互聯網公司最貴的是人,但現在AI時代,最貴的可能正在變成GPU、數據中心和模型團隊。
當Meta把更多資源砸向AI基礎設施,就必然會重新審視人力預算。于是,組織調整、崗位合并、低績效淘汰、轉崗AI workflow,就會同時發生。這才是Meta案例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
它不是簡單的“AI取代人”,而是“AI改變了公司的成本結構”。
以前,一個互聯網公司的擴張邏輯是招更多人、做更多產品、覆蓋更多用戶。現在,新的邏輯正在形成:用更強的模型、更大的算力、更少但更強的人,做過去一個大團隊才能完成的事。
這對公司來說,是效率革命。但對員工來說,就是安全感的坍塌。
而國內網易的傳聞,也擊中了同樣的焦慮。
3月份,網易游戲外包崗位裁員傳聞引爆社交媒體,一則“正常業務調整與人員汰換”的回應疊加“AI鬼故事本土化落地”的行業熱議,讓游戲產業AI正在替代人力的話題持續發酵。
雖然網易已經否認“使用AI清退全部外包”的說法,但它也承認,近期有部分項目的正常業務調整與人員汰換,并計劃逐步讓一部分基礎技能崗位的外包人員退場。
這句話需要從兩方面去看。它不是說網易真的“用AI清退所有外包”,這個說法被官方否認了。但它也說明,基礎技能崗位、外包崗位、項目制崗位,確實正在成為最先被重新評估的人群。
為什么被裁的是外包?
因為外包崗位通常離核心業務決策更遠,議價能力更弱,崗位任務更容易被標準化、流程化、項目化。一旦AI工具能提升原畫、模型、動畫、音頻、關卡、測試等流程效率,企業首先會考慮的,往往不是正式員工,而是外部產能池。
這就是AI替代的真實順序。
它不一定一上來就替代CEO,也不一定先替代核心研發負責人。它最先沖擊的,往往是那些“可被流程描述、可被工具輔助、可被項目外包”的崗位。也就是說,AI不是平均地沖擊所有人。它會先沖擊組織邊緣的人,先沖擊低議價能力的人,先沖擊那些沒有被企業長期承諾保護的人。
這也是網易傳聞為什么會引發行業共振。
大家真正害怕的,不是某一家公司裁不裁外包,而是一個趨勢正在變清晰:當AI工具進入成熟產業鏈,企業會先從最容易動的人開始動刀。外包、美術執行、基礎測試、運營審核、客服、初級代碼實現、低復雜度內容生產,這些崗位都可能被重新定價。
這不是某一家公司的問題,而是整個AI發展帶來的”紅利“。
而把小扎的路子和網易的傳聞放在一起看,我們又能發現一個共同的邏輯,在這類公司的AI敘事里,問的不是“人怎么升級”,而是“人還要不要這么多”以及“哪些人可以換成更便宜的方式”。
這和劉強東還有老黃的那條路,已經完全是兩個方向了。一個方向是:人升級,然后一起擴張。另一個方向是:崗位拆解,然后重新定價人力成本。
技術是一樣的技術,但管理層的選擇,決定了人是被當成資產來投資,還是被當成成本來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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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標題 : 黃仁勛,也成了劉強東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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