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我曾述及深圳在基礎研究方面的各種計劃。本篇繼續探討深圳如何爭取影響國家科學資源的重新布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對深圳意味著什么。

壹

前深圳市科協主席周路明在一篇文章里說，我們可能還沒搞明白科學和技術的基本概念。

他指出，中國人對于科學和技術這兩個概念一直有一個重大的誤區，以為科學技術是一個獨立于經濟活動的系統。其實科學技術在英文的表述中是“科學和技術（science and technology）”，翻譯成中文時變成了科學技術，簡稱科技。一字之差帶來了理解上根本性的差異，在英文語境里科學和技術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在中文里卻變成了一個東西。久而久之，科學和技術在中國普遍被當成一個獨立于經濟活動之外的系統。在中國，從政府、知識界到公眾，普遍認為：在高等院校、體制內科研機構的從業人員才是科技工作的主體，所以才有所謂“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說法，這種表述一直是官方文件的重要判斷，并且成為多年來政府制定科技戰略、政策的重要依據。

但從世界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歷史來看，科學和技術一直是兩件不同的事情，遵循不同的發展規律�？茖W的功能是發現，解決的是認識世界的問題；技術的任務是創新，解決的是改造世界的問題。所以，技術一直存在于經濟活動中成為解決問題的一種能動性的手段和工具，技術創新的概念從一開始就是經濟學理論的一部份。也就是說，技術創新指的是一種經濟活動而不是科研活動。中國提科技創新，是基于把科學技術當成獨立于經濟活動之外的系統，并且把科學和技術看成同一件事情，在這個概念里，創新更多指向體制內大學、科研機構的工作，而且把科研活動當成更高級的創新。這是對科學和技術概念的一個嚴重誤解。

我覺得周路明氏這個概念辨析非常重要。這確實是我國大部分政策制訂者和研究者的認識誤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應該設一個“科學辦公室”，宏觀上規劃科學研究政策方向；而將具體操作交給中國科學院，教育部（大學）也承擔一部分功能；而將技術創新的政府側管理則應還給工業和信息化部。

將技術創新回歸到經濟活動非常重要。因為深圳過去30多年的科技創新，就最典型地體現出一個“經濟活動”的特點，而不是中國過去的“科技系統”的獨立活動的特點。因此當深圳現在大張旗鼓地推動政府出資的科學活動時，就必須給出一個解釋：深圳為什么需要這些科學活動？它和科技創新這種經濟活動的關系是什么？

周路明氏認為，政學界常說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技術開發—成果轉化”成為中國科技發展路徑模式的標準設計”就是國人認知誤區的主要體現之一種。一方面它將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架構于一個所謂“科技系統”之內，另一方面它表明“科學高于技術、技術來源于科學”這一認知誤區。

我對周氏之糾正認知誤區完全認同，但對他完全否定上述鏈條，有一點質疑。雖然如其所言，科學之產生晚于技術，實際上是17世紀工業革命的技術創新推動了科學發現和科學革命，但不能否認的是，在工業革命系列技術創新之前，已經有一些科學發現的突破�？茖W發現與技術創新，二者實為雞生蛋、蛋生雞的關系，是相輔相生的過程。即便是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之后，斷然否認最近兩三次的工業革命都源于科學發現的突破，從而帶動了技術創新，確實存在著上述鏈條，這種否定也是不準確的。

周氏認為，我們過去在成果轉化環節使勁可能是弄錯了穴位，問題的癥結不在知識系統與經濟系統的結合部，所謂科技經濟兩張皮的說法只是觸及事情的表面，根本的原因在于這兩個板塊的底層邏輯出了問題，它們沒有形成解決問題的邏輯一致性，決定知識系統行為方式的核心理念和經濟系統處于南轅北轍的精神分裂狀態，不在底層邏輯上解決這個問題，在接口上使再大勁也于事無補。

周氏得出這個結論，是基于認為美國人的創新體系里是存在一個“操作系統”（核心價值觀）的，這個操作系統包含兩個有機統一的元素：認識世界的沖動與改造世界的意識，其知識系統和經濟系統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高度的一致性，并且通過成果轉化形成的財富效應獲得持續的正向激勵，保證創新體系的高效運行。

從哲學角度來說，這個結論也是沒有問題的。任正非先生說，歐美解決了哲學問題，而中國還沒有解決哲學問題。這也是實際的。我們的科學系統和經濟系統都缺少核心的價值觀，而淪為無論是宏觀上還是微觀上皆無道德的功利主義者。

但周氏將哲學上的批判落腳為中國科學系統的工作人員的行為模式批判，我卻是認為有問題的。

因為周氏認為，對（中國）教授和研究人員行為方式產生直接影響的是兩個東西：一是發表論文，二是獲取來自政府的科研經費，而前者是后者的基礎。所以在很長時間，論文成為科研教育部門最重要的管理標準。“這種論文導向的科研模式注定我們的成果既不能頂天也不能立地。因為脫離經濟社會實踐，很難提出高水平的科學問題（當今重大的科學問題大多還是從豐富的經濟社會實踐中凝練而來），更不會在科研階段就關注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路徑。中國科研更多的是在回答外國人定義的科學問題，即便我們得以在國際頂級刊物上發表文章，也不意味著我們掌握了解決重大實踐問題的路徑和方法。所以，中國科研部門很難產生源頭創新的成果，我們的科技成果市場盡管成果數量巨大，但很多時候是一個無利可圖的市場�！�

科學系統某種意義上是公共性的，因此這個系統的研究人員的成果必然是發論文。雖然誠然某些大學（或者說是近年不少大學的一種風氣）更鼓勵教授和研究人員與產業相結合，但本質上這些大學教授和研究人員已經進入了經濟系統，或者說腳跨科學系統和經濟系統。但并不能倒推回來，所有的大學教授和研究人員都必須腳跨科學系統和經濟系統（技術創新）。大學的核心功能是知識創新和知識傳承，而不是技術創新，技術創新更多是產業和企業的事情。其實周氏自己也同意這一點。

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即便科學系統和經濟系統有共同的底層邏輯，仍然需要一個中介將兩個系統聯結起來。這其實也就是周氏所說的，“名校和科研機構周圍出現大量的研發公司、專利機構、律所”，等等。在創新理論中，這個中介系統與它所聯結起來的兩個系統共同構成“創新市場”。王京生在《創新市場論》中說，“創新市場是配置科技創新資源要素交易的場域或空間。從本質上說，創新市場是科技創新資源供求雙方相互作用并得以決定其交易價格和數量的資源配置方式或制度安排，是被政府和經濟、社會力量尤其是經濟力量所推動和建構的結果�！�

所以我認為，某種意義上，可以確定地視科學系統和經濟系統（技術創新）就是兩張皮，無法成為一張皮，因為雙方具有異質的運行邏輯，需要由創新市場在二者之間進行媾和。也可以說，我并不堅定地認為，科學系統和經濟系統一定要有共同的底層邏輯，倘若創新市場有效率，那么與一個科學系統并不兼容的經濟系統，同樣可以推動技術創新。比如中國的經濟系統與美歐日的科學系統并不具有共同的價值觀，但一個運行良好的創新市場，仍可以將美歐日的科學發現，變成中國的技術創新產品，比如華為5G技術方案的產生過程。

所以關鍵問題是，要有一個以法治為基礎的創新市場存在。

接下來，我們就需要思考一下，過去70年，以及過去40年里，我們——從國家的層面，到深圳地區層面——的科學系統和我們的經濟系統的狀況，以及聯結二者的創新市場從缺失到在局部地區建立的過程。以及，我們可以探討一下，深圳地區建立本地的科學系統的必要性。

貳

拋開1949年之前的情形不談——那時已建立初步的科學系統和經濟系統，1949之后其實是在接收了這些遺產（1948年產生的第一屆中研院81名院士中，有60人留在大陸）的基礎上的。但今人研及1949年以來的國家科學系統之演變，往往不再提及這一前傳。

對于1949之后科技體制（仍然是將科學與技術綁在一起的視角）演化的研究頗多。我這里隨便選取一種。

中國科學院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方新在《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提出：

1980年代以前，中國的科技體制如同其經濟體制一樣，實行計劃體制。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科技體制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礎上，R＆D機構多為國有。政府是R＆D活動的主要支持者。

第二，政府直接組織科技規劃、計劃的制訂和實施，并直接管理科研機構，其人力、經費、物資等完全由政府按計劃統一調配，科技成果只是產品而非商品。

第三，中央政府是這一體制的中心，但是雖經多次集權分權再集權的變化，卻從未達到前蘇聯那樣的集中程度，部門、地方在體制中有重要作用。

第四，這一體制建立的基點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發展科技事業，因此它是一個橫跨幾乎所有科技領域、縱貫從基礎研究直到擴散、普及等科技活動全過程的復雜龐大的體系。

最后，這一體制是在不穩定甚至是對抗模式中發展的，即或是注重結構、秩序、專業化管理但卻強化了體制的層次化和組織的僵化？或是強調同經濟或生產的結合卻嚴重忽視了專業化的訓練和管理，并導致一些不利于學術研究的氣氛產生。如何使二者統一是長期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在國際封鎖、國內資源極度稀缺的條件下？這一體制能夠將有限的資源向戰略目標領域動員與集中？在短短的十幾年間，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組織體系和基礎設施，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從整體上縮小了我國科學技術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

但其弊病也十分明顯。

首先，它是一個自封閉的垂直結構體系，科研單位對上級領導部門負責而缺少與社會及獨立生產單位之間的橫向聯系。在科研與生產之間、生產與最終用戶之間都缺乏直接聯系。

第三，國家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過多，不利于調動科研機構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最后，由于不少科研機構也自成體系、自我封閉，使得人員結構和知識結構僵化，抑制了科技人員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不利于科學技術的發展。

曹原等人則將1949年以來的科技體制演化劃分為六個階段：

1高度集中、全面規劃的科技體制（1949—1978年）。其對這一階段的判斷基本類似于前述王新的論述。

2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技體系恢復和重建（1978—1985年）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重申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論斷，以及“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的戰略思想，中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1978—1985年，科技工作秩序逐步恢復，國家科技體制改革雖進行了初期探索，但整體演進模式是對計劃經濟制度下科技體系的恢復與重建。

3面向依靠方針，科技體制啟動改革（1985—1995年）。

1985年3月13日，《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科技方針，科技工作重心從國防安全導向轉向服務經濟導向。中國科技體制改革正式全面啟動。這一階段科技體制主要策略是引進市場和競爭機制，根本目的在于激活科技人員的創新活力，促進科學技術成果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著力解決科技與經“兩張皮”的問題。相關改革政策供給端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撥款制度、技術市場、組織結構及人事制度等方面。

4科教興國，探索國家創新系統建設（1995—2006年）。

1994年國家科委和國家體改委聯合制定《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要點》，明確提出“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的方針，即穩定支持基礎性研究，開展高技術研究和事關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國防事業長遠發展的重大研究開發；放開各類直接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的研究開發機構，開展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活動，使之以市場為導向運行。科技政策視野開始關注國家創新系統建設。

5啟動自主創新戰略，探索構建國家創新體系（2006—2012年）。

2006年頒布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確定了今后15年科技工作的方針是“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提出了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總體目標，并提出了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五大重點。

6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高效能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2012年至今）。

我特別關注到，因為1978年之前國家科學資源的空間布局，具有以下特點：

其一，首都集中了最重要、最大規模的科學資源。

其二，沿襲了1949年之前形成的空間分布特點，之前高等教育發達的城市，在1949之后仍然維持了相當優勢，如上海、南京、天津、東北等地區仍然是中國重要的地區科學中心。雖然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一定程度上打亂了原來的格局，但也只是向部分中西部地區作了傾斜。院系調整更主要是抄襲了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

其三，三線建設更進一步將經濟系統的重心遷往內陸地區，一定程度上牽引技術資源的空間變化，但對科學資源的分配影響不大。

其四，科學系統與經濟系統的分離并不明顯。因當時中國經濟系統的重心也是在東北、滬寧地區、首都及天津、武漢、重慶等大城市。

1978－2018這30年，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前述第一條沒有太大變化之外，另外三條都有了大規模的調整。東北及華北在全國經濟系統中的地位下降，內陸地區除了個別中心城市群之外，相對地位同樣下降，國家的經濟資源大規模集中在沿海地區（如果你把京津唐城市群也視作沿海地區的話）。然而國家科學資源的布局并未隨之調整，于是遂導致了科學系統與經濟系統一定程度上在空間上的錯配。

這種錯配一定是廣東地區感受更為強烈一些。因為長三角地區并不存在這種經濟系統與科學系統的落差。改開之后廣東的崛起，是中國經濟系統在空間上的最大變局。進入21世紀之后的20年里，廣東的經濟規模一直占據全國的10－12％之間，更貢獻了四大一線城市中的兩個。但國家的科學資源過去40年里并沒有向廣東地區作任何傾斜，亦未向華南地區提供多少支持。

在為數不多的投向華南的科學資源中，更主要集中在廣州。這包括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包含南海海洋、能源、電子、化學、地球化學、亞熱帶生態、深海科學工程等7個研究所），以及分布在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少數大學的一些研究所、重點實驗室和實驗設備儀器。2020年的數據，中國已建成的38個大科學裝置中，廣東只有2個；目前全國運行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共有254個，其中廣東只有11個，而北京有79個，上海有32個，江蘇省有20個，湖北和陜西省分別有18個和13個。如果加上正在建設的，北京有116家，上海有44家，廣州有20家，深圳僅有6家。

而過去20年間崛起為中國第三大經濟中心城市的深圳（2000年由全國第6躍居全國第4，2017年再向上升一位，居全國第3），在2019年之前，國家的科學資源配置約等于零。然而與此同時，深圳卻又是全國科技創新產業的中心之一。這從另一方面反證，技術創新從屬于經濟系統，而深圳的技術創新主要是由市場需求激發的企業技術創新。

因此我們需要辯證的事情就演變為：1，不存在科學系統的情況下，經濟系統的技術創新仍然可以順利地發生，因此，地區創新網絡是否可以不需要科學系統。2，深圳在過去10多年里表現出了想要建立在地的科學系統的強烈欲望，這種欲望是正常的經濟理性和科學理性嗎？還是僅僅是虛榮心驅使？3，在廣州和香港地區已存在科學系統的情況下，深圳地區是否還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科學系統？科學系統的強輻射力能覆蓋到多大的范圍之內？

叁

深圳開始有意識地建立科學系統，始于中科院深圳先進院的設立，真正的突破則是在獲批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之后。

雖然在此之前，由于時任深圳市長許勤的努力，深圳已開始爭取國家科學資源的配置，并有零星的收獲，這主要有兩項。一項是深圳超算中心，另一項是國家基因庫。

在2009年11月的第十一屆高交會上，我國首個超千萬億次級超級計算中心建設正式落戶深圳并開工建設，該項目總投資達８億元，是國家超級計算中心在深圳布局建設的第一個，也是單個投資額最大的重大科技基礎項目。但是在這8億元投資中，國家投資僅有２億元，深圳市政府配套投資約６億元。

媒體報道指，我國超級計算資源主要集中在長江沿岸及以北地區，華南作為我國經濟發達的區域之一，經濟總量占全國的１／６，在產業、科研和公共服務方面對高性能計算需求巨大。據２００８年調研結果表明，華南地區對高性能計算需求總量峰值達１６００萬億次以上，其中深圳有超過８００萬億次的計算需求，此外我國港澳臺地區以及東南亞地區加起來也有３００萬億次以上的計算需求。然而，華南地區高性能計算基礎設施非常薄弱，廣東省現有超算能力不足百萬億次，并且計算資源分散，大多數是各自搭建的機群或工作站，資源無法共享，基于大型計算的科學與工程還處于低水平狀態，難以提升華南地區的產業創新能力。

另，2011年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工信部、衛健委（原衛生部）四部委批復依托深圳華大生命科學研究院（原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建設深圳國家基因庫（亦稱國家基因庫，英文名稱：ChinaNationalGeneBank，CNGB），于2016年建成使用。隨著“政府所有、委托運營、獨立運作”的運行機制調整，目前由深圳國家高技術產業創新中心統籌指導，過渡期委托深圳華大生命科學研究院開展深圳國家基因庫運營工作。它是我國首個國家級綜合性基因庫，也是世界領先的綜合性生物遺傳資源基因庫。

在此之后，深圳陸續加大對國家戰略科技資源的引進和投入。一方面加大對研究型大學的投入，鼓勵其做基礎研究，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20年2月，南科大應用數學中心獲國家科技部批為全國十三個國家應用數學中心之一。另一方面則加強了與中國科學院的合作，特別是建立了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

從表面上看，與中科院合作建立先進技術研究院，似乎是與清華、北大、哈工大合作設立3個研究院（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深港產學研基地、國際技術創新研究院）合作模式的延續，但事實上，中科院先進院更多是中科院主動進行布局的結果。這也是前述三個機構最終并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機構，而先進院卻成為了的主要原因。中科院是全國性的科學系統，而三所大學則更側重于教育機構，且更容易受到地理空間限制。比如清華、北大對于跨地區創辦分校持高度謹慎的態度。

1998年，國務院批準中科院實施“知識創新工程”，2010年，國務院批準中科院繼續實施此一工程。新建一批新型研究機構，是中科院此一工程的重要嘗試之一。在知識創新工程試點一期、二期，中科院院屬法人研究機構由１９９７年的１２３個減到２００５年底的９１個，在縮減的同時又新辦法人研究機構，意在探索科技體制改革。

2006年9月，光明日報報道了，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將與有關省、市簽署協議，共建煙臺海岸帶可持續發展研究所、青島生物能源與過程研究所、蘇州納米技術與納米仿生研究所、廈門城市環境研究所、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等5個新研究所。按科技日報的說法，高度強調區域分布、大力加強與地方政府合作成為此次科技布局重大調整的一大亮點�！凹訌娕c沿海省市的合作，是還清歷史上的‘舊賬’�！甭佛�祥說，“科研能力的建設必須與經濟社會發展相互協調、相互支撐；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體系，尤其要考慮區域的布局結構。”

媒體指中科院院長路甬祥認為，目前在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方面提出需求最為緊迫的，首先是與人口健康、資源環境等有關可持續發展領域，其次是納米、信息、生物技術等戰略高技術前沿，以及國家安全領域。這5個新研究所的建立“是更好地銜接中科院創新能力建設與國家創新體系、區域創新體系建設的客觀需要”。

從這個大背景來看待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于2006年2月的成立就較為清晰了。

2006年2月，中國科學院、深圳市政府及香港中文大學友好協商，在深圳市共同建立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實行理事會管理，探索體制機制創新，其愿景則為“建設一流的工業研究院”。中科院計算機研究所副所長樊建平博士出任院長。當年9月，先進院大樓在深圳西麗大學城奠基，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副院長施爾畏、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深圳市領導為研究院奠基。

深圳先進院官網指，經過15年的建設，先進院目前已構建了以科研為主的集科研、教育、產業、資本為一體的微型協同創新生態系統，由9個研究平臺（集成所、醫工所、數字所、醫藥所、腦所、合成所、材料所、南沙所、碳中和所）、國科大深圳先進技術學院、多個特色產業育成基地、多支產業發展基金、多個具有獨立法人資質的新型專業科研機構（深圳創新設計研究院、天津中科先進技術研究院、武漢中科先進技術研究院等）等組成。目前先進院共有員工2000余人，博士員工占比超過55％，具有海外留學背景員工超過800人。

在2006年第一次三方協議中，深圳市劃撥西麗大學城緊挨深大麗湖校區5．1萬平米土地，但投資金額不詳。在2010年簽署的第二次三方協議中，規定了深圳政府出資10億元繼續建設深圳先進院。據此我們是否合理推測第一期協議中深圳政府出資金額應在10億元以上。

除了前述基本投資，深圳先進院的經費來源，主要有：1，地方政府財政撥款；2，爭取各級政府科研項目資助；3，與產業、資本界進行項目合作。

以2021年為例，先進院的預算本年收入為10．99億元，其中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收為3．03億元，事業收入7．57億元。加上年初結轉和結余6．48億元和使用非財政撥款結余0．84億元。合計約18．32億元。

筆者在網上能查到的，當年先進院獲得深圳財政“院級經費地方配套資金”5972萬元，包括實驗室建設600萬元、專用設備購置1100萬元、補充人員經費4072．7萬元、科研業務費200萬元。此外，深圳市科創委公布的2021年度基礎研究重點項目資助通告中，先進院獲得了4250萬元的資助。

2021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公布了2020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集中受理期項目評審結果，深圳先進院共有145項項目獲得資助，其中，國家優秀青年基金項目6項、重點項目2項、面上項目47項、青年項目88項、國際合作項目2項；獲批直接經費合計6222萬元。

此外還有專項建設投資。如2020年8月，深圳先進院牽頭建設的腦解析與腦模擬、合成生物研究兩大市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項目總概算獲得深圳市發改委批復，總投資超過16億元，由深圳市政府全額投資建設。

先進院還和深圳各區合作共建一些研究平臺，從區級財政獲得一些收入。

從上述一些零散的資料可以看出，中科院深圳先進院雖然看上去是國家科學資源空間配置的戰略調整之一部分，但中央政府并未給予任何財政撥款或科研力量支持，中科院僅給出品牌和科技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出地建樓，運營資金前期以深圳財政出資為主，逐漸提高從外部獲取科研經費的能力，科研人才則主要從海內外新招聘為主。對人才的吸引力，則可能中科院品牌與地方財力皆起了作用。

從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對五個創新研究機構的期許，和中科院深圳先進院的“工業研究院”定位，則可知先進院并非定義為純粹的科學平臺，而是技術創新平臺，屬于科學平臺與工業系統對接的銜接部分，本身承擔了“創新市場”的運行功能。

不過先進院仍須突顯其科學研究功能，作為自己的立身之基。其官網介紹說：截止2020年底，深圳先進院累計發表專業論文11638篇，僅2020年新增1612篇，其中Nature、Science、Cell系列文章31篇，正刊5篇，自然指數——“加權分值計數法”為31．11，位居中國科學院內第17；ESI前1％學科5個，中科院內部排名第5位。

先進院可能更原意強調自己獲得的專利情況。根據其官網，截止2020年底，累計申請專利10491件，授權專利4255件。2020年申請專利1723件，授權660件，位列中科院前兩位。PCT專利567件，申請量全國高校及科研院所第一。2019年先進院首次實現無形資產投資與股權變現5．53億元。

另外就是科研項目情況，截止到2020年，累計承擔科研項目經費超百億元，其中2020年新增縱向項目825項，科研項目經費（不含人才項目經費）13．3億元。其中2020年度獲批國家自然基金166項，總經費超1．1億元；牽頭獲批12項科技部重點研發計劃項目，總經費超億元。

樊建平曾在一次接受采訪中談到，他們在做產學研結合的實踐中，痛感研究所平臺在利用人才和培養人才方面的不足，因而希望在體系中加進來教育功能，因而于2018年中向中科院和深圳市政府提出創辦一所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學的建議，推動科教融合。該建議迅速為二者接受，2018年11月1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與中國科學院在深簽署《合作共建中國科學院深圳理工大學協議書》，依托深圳先進院及中科院在粵科研力量建設中國科學院深圳理工大學。

2019年10月，廣東省同意將深圳理工大學列入省高校設置“十三五規劃”。2020年11月，該校正式在光明區開始建設其校園。校園選址在光明區公常路，與中山大學深圳校區一路之隔，占地面積810畝，規劃建筑面積56萬平米。

中科院深理工將圍繞“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七大領域，大力踐行新工科、新醫科的發展理念，針對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緊缺人才的需求，首批將重點建設生物科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生物醫學工程、材料科學與工程、藥學等五個專業，預計到2025年，形成涵蓋理、工、醫、管等門類的學科體系。中科院深理工計劃經過5至10年發展，在讀學生規模達8000至10000人；開展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在讀本碩博學生比例為2：2：1。

由于涉及到教育部與中科院兩個正部級單位的博弈，使得深圳理工大學去籌的進度十分緩慢。雖然深理工已建立起一支幾百人的教師隊伍，其中包括�；I建辦副主任（可能會擔任副校長）、校學術委員會主任的趙偉教授（原澳門大學校長），以及生命健康學院院長王玉田教授（原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加拿大皇家科學院院士）、藥學院院長陳有海教授（原美國賓大醫學院終身教授）、計算機科學與控制工程學院院長潘毅教授（原佐治理州立大學杰出教授），并已于2020年開始小規模招生，并與中科大合作委培研究生教育，但原計劃2022年上半年去籌的目標并未實現。唯一的進展是中科院妥協，去掉校名中的“中科院”三個字，定名為“深圳理工大學”。2022年的招生季已過，現在最為樂觀的預測是2023年上半年獲批去籌。

未來深圳理工大學與深圳先進院的關系將是一個創新的看點。先進院過去20多年的工作是與產業界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可以說其科研是為產業技術創新而進行的科研。盡管未來先進院可能變成既屬于中科院的直屬機構，但又同時從業務上由深圳理工大學領導，可能有相當比例（會有一個選擇機制）的科學家同時擔任深理工的教師，這種血濃于水的關系，甚有可能使得未來的深理工成為中國最像斯坦福的大學。

先進院和深理工的這種基因，將會拖拽著未來的深圳科學系統更加不像一個純粹的科學系統，而更加從屬于經濟系統，也就是以技術創新為目標，更加面向產業。

現任進院院長、深理工籌建辦主任樊建平（雖然他未來或許并不能擔任深理工創校校長）表示，光明科學城建設是以大科學裝置、研究型機構、大學和產業區交錯發展的一個創新區。其他的一些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基本上產業在里面的位置不太重要，這些地方的科研重大裝置和產業脫節的情況比較多。

深理工加入光明科學城，先進院的兩個腦科學研究院以及合成生物研究中心（即前述總投資16億的兩個平臺）放在了光明科學城。按照樊建平的說示，在光明科學城的腦科學和合成生物加在一起的科研面積有20萬平米，從事腦科學研究的有700多人，合成生物方面有1000人左右。而在設備儀器方面，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腦科學、生命科學中，這里都是最全面的。，目前光明科學城還在建設p3實驗室（生物安全防護三級實驗室），面積是1萬平方米，算是面積很大了。樊建平認為，“腦科學研究院以及合成生物研究中心兩個設施和p3實驗室加在一起，會構成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發展生命科學最重要的一個利器�！�

肆

獲批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政治背景，是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要求。

2019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對于比較關心國家科技戰略的人來說，《綱要》有一個最突出的亮點或干貨，那就是其第四章的標題直接就是＂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由于《綱要》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下發，可以視作中央政府直接批準了粵港澳大灣區為中國大陸規劃建設的第三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之前2016年5月出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只給了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

其實，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早在2017年就由最高領導人于＂七一＂視察香港時提出。之后在2018年1月，國務院正式印發《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國發〔2018〕4號，提到＂支持北京、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與北京、上海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弱在基礎研究，而強在產業鏈和地區創新網絡。這也是為什么在《綱要》中，特別強調＂加強產學研深度融合。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支持粵港澳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高水平的協同創新平臺，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因為這正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所在。

雖然沒有在《綱要》中直接提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概念，但《綱要》提出：＂支持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重要科研機構和重大創新平臺在大灣區布局建設。向港澳有序開放國家在廣東建設布局的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大型科研儀器。支持粵港澳有關機構積極參與國家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加強應用基礎研究，拓展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加快推進大灣區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交叉研究平臺和前沿學科建設，著力提升基礎研究水平。＂有業內人士解讀這些表述暗示了國家有意在粵港澳大灣區內規劃建設中國第四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所謂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是中國重建科學系統的其中一項標志性工程。

目前學術界對＂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還沒有一個較為統一的定義。但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并非新生事物，美國的橡樹嶺、英國的盧瑟福．阿普爾頓等國家實驗室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科學研究中心，它們都是在一定的區域內高度集聚基礎研究平臺，主要從事基礎和應用研究，并開展跨領域的多學科交叉研究，攻克人類面臨的最嚴峻的科學難題，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我國的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是借鑒國外的國家實驗室發展模式，并進行中國化的產物，核心目的是彌補我國的基礎研究部門分散、未能發揮創新引領作用等問題。但在功能上更強調其綜合性和經濟效能，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成果轉化－－小試中試－－產業化＂的完整創新鏈，規模往往是國外大科學中心的數十倍。

按照有關說法，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有助于匯聚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彌補在原始創新能力上的短板，解決一批＂卡脖子＂的重大科學難題和前沿科技瓶頸，提升我國在交叉前沿領域的源頭創新能力和科技綜合實力；代表國家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全球科技競爭與合作，提升我國在國際科技競爭中的話語權和主導權。

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重要推手是中國科學院。2014年，中科院制定了《＂率先行動＂計劃》，作為統攬全院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改革、創新、發展的行動綱領。為此，中科院將對現有科研機構進行較大力度的系統調整和精簡優化。2020年前，按照創新研究院、卓越創新中心、大科學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等4種類型，穩步推進分類改革；到2030年，形成相對成熟定型、動態調整優化的中國特色現代科研院所治理體系。同時，中科院將調整優化科研布局，進一步把重點科研力量集中到國家戰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聚焦戰略必爭領域、基礎科學和交叉前沿、國防科技創新、戰略性新興產業、民生科技與可持續發展等5大板塊。

正是在這個＂計劃＂中，中科院提出了，＂將依托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一批具有國際一流水平、面向國內外開放的大科學研究中心。計劃到2020年前，建設5至10個大科學研究中心；2030年前建成15個左右大科學研究中心，并將依托大科學裝置集群，建成若干國家科學中心＂。

前三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分別是上海張江、合肥、北京懷柔。按有關報告，三者各有特點：

北京懷柔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由北京市和中國科學院共建，2017年6月獲批。重點開展地球系統、物質科學、生命科學、空間科學、信息智能六大前沿領域基礎研究，已布局多模態跨尺度生物醫學成像設施、綜合極端條件實驗裝置、“子午工程”二期等一批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大科學裝置；圍繞大科學裝置集群，以國家實驗室標準大力建設物質科學實驗室和空間科學實驗室，并在生命科學、大氣環境科學、地球科學等領域組建一批高水的新型科研機構；布局建設腦認知功能圖譜與類腦智能交叉研究平臺、京津冀大氣環境與物理化學前沿交叉研究平臺等一批協同創新交叉研究平臺。

上海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由上海市主導、中國科學院和部屬重點高校主要參與建設，2016年2月獲批。重點圍繞納米科技、能源科技、光子科學與技術、生命科學、類腦智能、計算科學等六大研究方向，建立了上海光源、超強超短激光實驗裝置、軟X射線自由電子激光用戶裝置、量子通信等一批大科學裝置，在前沿交叉領域實施了類腦智能科技行動計劃、能源領域科技行動計劃、納米科技行動計劃等一批大科學行動計劃，加快張江實驗室、李政道研究所、國際人類表型組創新中心等高端創新平臺的建設步伐，推動上海科技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科學院在張江進行布局。

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是由安徽省政府牽頭，與中國科學院共建，2017年1月獲批。重點圍繞信息科學、材料科學、能源科學、生命科學和環境科學等前沿領域，開展學科交叉和產業技術變革研究。合肥主要采用“四個圈層”建設路徑統籌推進科學中心建設，在核心層，加強核心力量，建設量子信息科學國家實驗室，提升中國超導托卡馬克實驗裝置（EAST）等已有大科學裝置的性能，加快中國聚變工程實驗堆（CFETR）、合肥先進光源（HALS）等大科學裝置建設；在中間層，依托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高校院所，建立天地一體化信息網絡合肥中心、地球和空間科學前沿研究中心等前沿交叉研究平臺和共性技術研發平臺；在外圍層，以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為目標，圍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先進技術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合肥技術創新工程院等為依托，全力突破一批產業關鍵共性技術；在聯動層，組織實施一批省重大科技專項和研發計劃，啟動量子通信與計算機研究等重大科研項目。

在上海、合肥、北京三個城市獲批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之后，迄今為止，已有不少于20個城市（包括南京、武漢、成都、西安、重慶、天津等）加入了搶帽子游戲中來，但截止到現在，獲批的只有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2018年1月底，國務院正式印發《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國發〔2018〕4號文，提出：到2020年，我國基礎科學研究整體水平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在若干重要領域躋身世界先進行列，在科學前沿重要方向取得一批重大原創性科學成果，解決一批面向國家戰略需求的前瞻性重大科學問題；到2035年，我國基礎科學研究整體水平和國際影響力大幅躍升，在更多重要領域引領全球發展，產出一批對世界科技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有重要影響的原創性科學成果；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涌現出一批重大原創性科學成果和國際頂尖水平的科學大師。

該文件作出以下總署：加強基礎前沿科學研究，圍繞宇宙演化、物質結構、生命起源、腦與認知等開展探索，加強對量子科學、腦科學、合成生物學、空間科學、深�？茖W等重大科學問題的超前部署。加強應用基礎研究，圍繞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重大需求，突出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在農業、材料、能源、網絡信息、制造與工程等領域和行業集中力量攻克一批重大科學問題。圍繞改善民生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求，進一步加強資源環境、人口健康、新型城鎮化、公共安全等領域基礎科學研究。聚焦未來可能產生變革性技術的基礎科學領域，強化重大原創性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

在區域布局上，則提出“支持北京、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2018年3月，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長劉若鵬領銜來自深圳的全國人大代表共同聯名提交建議，呼吁在深圳建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2018年11月18日，中國科學院與廣東省政府簽署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合作協議，根據協議，院省雙方將在共同爭取建設珠三角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共建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共建高水平科研機構、共建成果轉移轉化服務平臺、共建廣深科教融合園區、共同推動重大科研任務和成果落地轉化等方面深入開展合作，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之后不久中科院副院長張亞平2019年1月18日接受新華社采訪時就曾說，＂中科院、廣東省將共同爭取建設珠三角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考慮到雖然上海合肥北京三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均系由國家發改委和科技部共同批復，但三者的主要操盤手或依托對象都是中國科學院，因此中科院與廣東省的院省合作內容包含有共建＂珠三角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明確信息，足以表明此事已板上釘釘，而且顯然國家已確定這第四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定語是＂珠三角＂，而不是廣州或深圳某個城市。

更明確的信息由廣東省發改委披露出來。2019年5月21日，深圳召開深圳市政府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專題學習會議，專門邀請廣東省發改委主任、省大灣區辦主任葛長偉來深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專題輔導報告。根據媒體報道，在這次的輔導報告中，葛長偉透露現在國家已經基本同意在粵港澳大灣區以國際科創中心為依托，布局一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重點就是要加強基礎研究。

在當天的學習會議上，葛長偉還透露，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將會集聚國內重要資源，目前惠州正加快大科學裝置建設，深圳正推進光明科學城建設，和東莞的中子科學城相互呼應。葛長偉還說，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創建，深圳積極性非常高，爭取今年把方案定下來，下一步重點是推進光明科學城和東莞中子科學城建設。葛長偉的披露的信息表明，深圳、東莞都有份參與＂珠三角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但他沒有提到廣州如何參與進來。

2019年初召開的中共深圳市委六屆十一次全會提出，深圳將實施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共建行動，攜手建設廣深港澳科創走廊；加大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的合作。與光明科學城、西麗湖國際科教城等一體，爭創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增強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功能。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中首次提出＂以深圳為主陣地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在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中發揮關鍵作用＂。這個文件的位階與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同樣居于國內政治文件的最高位，某種意義上是在《綱要》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深圳“中特社先行示范區”的角色。不過這個文件強調“以深圳為主陣地”的同時，留有活口，意味著這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不僅限于深圳。

2019年底，廣東省上報國家發改委的《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建設方案（送審稿）》明確了光明科學城－松山湖科學城片區是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的主體。這表明廣東省希望將松山湖科學城納入到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范疇之內，但顯然并未主動將廣州市納入。

但2020年初，科技部、發展改革委等國家五部委聯合印發《加強＂從0到1＂基礎研究工作方案》，明確提出：“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合肥、深圳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應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力度，加強基礎研究能力建設�！币苑钦�式的形式明確了深圳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地位，同時也表明發改委等五部委暫未接受廣東省將松山湖納入的申請。

2020年7月27日，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獲批。據說不同于其他單一城市的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大灣區以深圳為主陣地、結合多地優勢及資源協同共建。迄今為止在網上查不到這個“獲批”的正式文件。按照前三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慣例，應該由國家發改委和科技部聯合發文批復，為何秘而不宣？

2020年10月，廣東省政府印發《廣東省科技創新“十四五”規劃》，提出以深圳為主陣地，以光明科學城、松山湖科學城、南沙科學城等為主要承載區打造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這是廣東省政府的文件首次將廣州南沙科學城納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范疇內。但這個文件應該只是廣東省科技廳對未來的規劃，雖然由廣東省政府印發，但并不能因此推論說，廣東省政府支持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包括南沙科學城。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2020年11月22日，在廣東省政府見證下，中國科學院與深圳、東莞簽署《中國科學院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合作協議》、《中國科學院東莞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松山湖科學城）合作協議》。根據協議，省院雙方充分發揮全面戰略合作優勢，以深圳光明科學城、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東莞松山湖科學城為載體，著力加強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高水平創新平臺建設，推動全鏈條成果轉移轉化和人才集聚高地建設，服務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共同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

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中央政府及其部門的文件明確將廣州南沙科學城納入到“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概念范疇之內。相關部委的堅持顯然也是一種態度。廣東省委省政府的所有正式文件也均未明確這一點（如2021年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只提到，“光明科學城、松山湖科學城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建設穩步推進”，2022年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于這一點也是含糊其辭），只有廣州市政府及相關部門（如科技局）和南沙區政府，以及部分學者的發言，在努力造成一種南沙科技城是“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核心承載區”這樣的輿論印象。

如2021年的《廣州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南沙科學城被省納入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主要承載區”，2022年的《廣州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共建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為國家強化戰略科技力量、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出廣州貢獻”。

再比如，2021年4月8日，廣州市南沙區召開推進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動員大會，號召全區奮力把南沙科學城打造成為原始創新重要策源地，將南沙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重要承載區和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主要承載區。從官方用語上來說，這只能視作一種“奮斗目標”，而不是既定事實。

從2019年至今，從“珠三角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到“深圳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再到“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模糊名詞，而且交織以“主陣地”、“先行啟動區”、“主要承載區”等概念，充滿了深圳、東莞、廣州及廣東省與國家發改委、中科院等多個層級多個角色的不斷博弈過程。

筆者之意，并非要排斥廣州南沙科學城納入到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范圍里面來，而只是要說明，這種復雜的博弈并不利于第四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建設。

如果說，北京懷柔及合肥兩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體制，是由中科院和北京市、安徽省合作共建，上海張江則是以上海市為輔，中科院及幾所重要大學協助建設，而粵港澳迄今為止并無明確的主導體制，其中廣東省政府的角色尤其尷尬，而且中科院（自己也不能擺平中科院廣州分院和中科院深圳先進院之間的利益沖突）也未取得像在北京及合肥那樣的主導權。

問題的關鍵是，京滬肥三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都是在一個城市的范圍之內，而現在的粵港澳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卻弄成了多個城市參與的格局，這顯然在操作層面進行有效的管理運營還需要理順。

所以筆者才建議，中國科學院設立其第13個分院：深港分院，作為中科院統籌科研國際化的平臺，分院辦公大樓可以設在深港河套地區，管理其在香港、深圳、東莞、惠州等地的所有機構，包括深圳先進院、深圳理工大學。在此基礎上，由中科院深港分院運行管理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包括香港在內的各地政府只起協助作用。

伍

各種權力的博弈其實都無關宏旨。我們只需要弄清楚的是，粵港澳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究竟要做什么？如何更好地達到這個目標？

從前述中央政府關于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各種推動文件，以及中國科學院對國家中長期科學戰略的規劃設計，國家和中科院顯然是想要達到兩個目的：一是重建國家的科學系統；二是重建這個科學系統的體制機制，使之能夠與經濟系統的底層邏輯更為一致。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建設，顯然只是這個大目標的其中一個實現路徑而已。只不過在中國畸型的地方競爭之下，把“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變成了一個香餑餑、“金蘋果”。

雖然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批復均是由國家發改委和科技部共同進行，但如我之前所述，科技部（我前面說了，它不應該存在，應該是改革的對象）在國家科學系統重建中其實是無能為力的，而發改委只是一個宏觀管理部門，所以真正的國家科學系統重建，重心其實是在中國科學院，以及教育部的一部分（研究型大學），應該有一個總理科技辦公室來統籌這兩部分。或者說，應該由“總理科技辦公室”來批復“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而由中科院來主導運作，大學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其實根本不知科學系統為何物，有太多的沖動將其變成房地產和招商引資概念）予以協助配合。

而中科院，或者說加上國家發改委和科技部在內，在推動國家科學系統重建過程中，其實有兩個顯然的著力點：一是高舉所謂“新舉國體制”的大旗，二是激勵地方政府掏錢的積極性。因為科學系統實在是需要長期燒大錢的事情。

從這4個獲批的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之布局來說，京滬兩個從來就是國家科學系統的重心，合肥則是由中科院主導的科學系統的重心，京滬肥深四個城市正好是有中科院自己所辦大學（國科大、中科大、上科大、深理工）的城市，這絕對不是巧合。在前述重建國家科學系統，以及理順其與經濟系統（技術創新）的關系，這兩大目標中，在四個國家綜合性科學中心皆有體現，尤其是粵港澳這個，是特別的賣點。深圳之所以在自身科學系統的基礎幾乎為零的情況下，成為所謂“主陣地”，正是由于其經濟系統在“技術創新”方面有卓越的表現，而且在建立“創新市場”方面，領先于全國。

而衡量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成敗，其重心顯然是在于“技術創新”側，而非“科學發現”側。當然還有一個重心是所謂“國際化”，這是加入了港澳的因素。

必須對上述內容有清晰的認知，我們才能找到深圳在其中的角色。

根據深圳政府的部署，深圳將主要以三個地塊為主，推進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即：光明科學城（99平方公里）、西麗湖科教城（57．1平方公里）、深港邊境科技創新合作區（5平方公里）。

2018年4月，深圳市委市政府決定在光明區建設科學城。光明科學城位于深圳市西北部，規劃范圍北起深莞邊界，東南至光明區邊界，西以龍大高速為界，總面積99平方公里。光明科學城按中、南、北三個區域總體規劃，北部為裝置集聚區，營造嵌山擁湖、綠蔭環繞的＂科學山林＂；中部為光明中心區，形成中央公園、光明小鎮與垂直城市錯落有致的＂樂活城區＂；南部為產業轉化區，塑造富有生態內涵和科技文化氛圍的＂共享智谷＂。

其中裝置集聚區是光明科學城的核心區域，將重點布局科學設施集群、科教融合集群、科技創新集群＂三大集群＂。其中，科學設施集群規劃面積6平方公里，布局具有內核生長功能的稀缺性大科學裝置，并為大科學裝置衍生發展提供空間保障。科教融合集群規劃面積4．1平方公里，布局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為科學城輸送創新人才，引入腦解析與腦模擬、合成生物等大科學裝置及配套科研平臺；科技創新集群規劃面積2．6平方公里，布局產業創新條件平臺、共享實驗室、產業轉化加速平臺等，促進應用基礎研究與產業創新融通發展。

西麗湖國際科教城核心區位于深圳市南山區，規劃面積約57．1平方公里，南連深圳高新區、北接光明科學城、東連深港科創合作區、西接前海自貿片區，是深圳創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重要支撐。

《西麗湖國際科教城規劃綱要》基本確定了＂一環一帶三組團五片區＂的總體布局。＂一環＂指西麗湖科教生態環；＂一帶＂是大沙河大學智慧帶；＂三組團＂為大學城、石壁龍、留仙洞；＂五片區＂則是大學城、燕清溪、白石嶺、石壁龍、留仙洞。

西麗湖地區目前擁有深圳大學、南方科技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天大－佐治亞理工深圳學院等7所大學，深圳市希望未來能引入香港大學在西麗湖地區創辦其深圳校區。

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地處深港＂直接結合部＂，跨境直聯互通，具有獨一無二的區位優勢。河套A區（0．97平方公里）位于香港側，建設＂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河套C區（約1平方公里）及福田保稅區（約3平方公里）位于深圳側，建設＂深方科創園區＂。香港則提出了“北部都會區”的概念。北部都會區，包括元朗區和北區兩個地方行政區，占地面積約300平方公里，這其中既包括天水圍、元朗及粉嶺／上水等已發展成熟的新市鎮及其相鄰鄉郊地區，并有6個處于不同規劃及建設階段的新發展區和發展樞紐，包括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廈村、元朗南、新田／落馬洲、文錦渡和新界北新市鎮。北部都會區致力于發展科創產業，但據估計能夠用于發展科創的土地面積約為3平方公里左右。

將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納入到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計劃中，是深圳能夠拿得出手的王牌，這是深圳的故伎重施，打香港牌方便向中央要帽子。但是涉及香港，在國際上則較為敏感，尤其是涉及到《瓦森納協定》的問題。

從上述深圳政府的規劃中可以看出，其想要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帽子，利用自己錢多及國際化兩個優勢，用較短的時間建立在地的科學系統。用其自身的話語來表達就是：補足基礎研究的短板。

如專家所言，從系統論視角來看，綜合性科學中心包括主體要素（一流研究型大學、國家科研機構、科技領軍企業等）、環境要素（頂尖科技人才、大科學裝置群、國家科學研究平臺等）及功能要素（創新策源、聯合攻關等）三大類。這些要素相互作用、耦合協同形成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體系

經過過去20的努力，深圳在一流研究型大學方面已頗有些進展，南方科技大學、深圳大學、哈工深、港中深、中大深圳、北大國際校區、清華國際研究生院，以及未來的中科院深理工、香港大學深圳校區，以及這些大學內設的研究機構，均可寄予一定期望。中科院深圳先進院雖然仍略嫌薄弱，但未來仍可期。但在大科學裝置群、國家科學研究平臺方面，深圳則十分弱雞。所以深圳政府近年來不惜血本重點投資這兩方面。
在大科學裝置方面，深圳甚至要羨慕東莞。

2007年2月，中科院與廣東省人民政府簽署了《中國科學院、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中國散裂中子源項目暨廣東東莞散裂中子源國家實驗室合作備忘錄》，并決定共同建設廣東東莞散裂中子源國家實驗室。2011年2月，散裂中子源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獲得國家發改委正式批復。項目法人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設地為東莞市大朗鎮。2018年11月，散裂中子源一期工程通過國家驗收。二期工程尚未動工。

對廣東來說，CSNS是不可多得的國家大科學裝置。中國散裂中子源（CSNS）是國家＂十一五＂期間重點建設的大科學裝置，總投資為23億元人民幣。散裂中子源是研究中子特性、探測物質微觀結構和運動的科研裝置，可帶動物理學、化學、生命科學、材料科學、納米科學、醫藥、國防科研和新型核能開發等學科發展。

2019年9月，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又在東莞開工建設南方光源研究測試平臺，總投資約6億元。2022年8月，南方先進光源研究測試平臺精密實驗環境集成裝置峻工驗收。

2017年10月，東莞市提出在松山湖南部濱湖地區，依托散裂中子源建設中子科學城，2020年1月改名為松山湖科學城。兩大科學裝置是松山湖能夠被納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的主要原因。

而深圳在此之前僅有的與大科學裝置有關的項目，就是位于大亞灣核電站的中微子探測試驗項目，該項目已于2020年結束。

按照光明區的宣傳資料，據說到目前為止，光明科學城已集中布局了9個大科學裝置、10個前沿交叉研究平臺、2個廣東省實驗室、2所研究型高校，共23個重大科技創新載體。綜合媒體報道，所謂9個大科學裝置，大概包括：腦解析與腦模擬設施、合成生物研究設施、精準醫學影像大設施、材料基因組大科學裝置平臺、特殊環境材料科學與應用研究設施、綜合粒子設施、中能同步輻射衍射極限光源、中能高重復頻率X射線自由電子激光裝置、深圳超級計算中心、鵬城云腦3等。筆者非理科生，不知道這些所謂大科學裝置的含金量如何。

兩個廣東省實驗室：鵬城實驗室和深圳灣實驗室，據說前者已升格為國家實驗室（現在國家實驗室總數已達10個，其中京滬各3個，粵2個，合肥與武漢各1）。

這是全國大干快上搞實驗室平臺的熱潮之一部分。廣東省為此共建立了10個省實驗室，分別為“鵬城”、“廣州”、“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深圳）、“深圳灣”、“生物島”（廣州）、“季華”（佛山）、“松山湖材料”（東莞）、“汕頭”、“湛江灣”、“廣州海洋”、“南方海洋”（中大）、“嶺南現代農業科學與技術”（廣州）、“東江”、“琶洲”。而全國已建立了約100個省實驗室。

深圳的兩個省實驗室，鵬城實驗室，又稱深圳網絡空間科學與技術省實驗室，始建于2018年3月，主要研究方向是網絡通信、網絡空間和網絡智能，過渡場地位于留仙洞戰略性新興產業基地（萬科云城），辦公用房14．5萬平方米。在西麗湖國際科教新城石壁龍片區建設未來園區，規劃用地2039畝、總建筑面積150萬平方米。其中，園區一期占地298畝、建筑面積43．2萬平方米，將于2023年底投入使用。總投資高達135億元。

深圳灣實驗室，又稱深圳生命信息與生物醫藥省實驗室，始建于2018年11月，深圳市科創委和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共同舉辦，協同深圳市以及香港和澳門相關領域具有研究基礎和應用優勢的單位合作共建，實驗室永久場地位于光明科學城，規劃總建筑面積40萬平方米。據說總投資也逾100億元。

鵬城實驗室主任高文院士2020年4月曾經在《中國計算機協會通訊》撰文《鵬城實驗室的實踐與探索——兼論國家實驗室建設定位》披露，鵬城實驗室結合重點科研方向布局，規劃建設了四個科學設施，包括面向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戰略需要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礎開源開放平臺”，面向國家寬帶通信和新型網絡戰略需要的“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網絡試驗及應用平臺”，面向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戰略需要的“網絡仿真平臺”和“自主可控生態環境”。

高文認為，綱舉目張，而鵬城實驗室的“綱”，就是“人工智能”。因而提出了以人工智能為重點的“人工智能、網絡通信和網絡空間安全”三位一體重點研究方向布局。按照研究中心和院士工作室雙輪驅動的團隊組織模式，研究中心專注少數國家級目標導向的項目研究，院士工作室則進行自由探索研究。鵬城實驗室聯合華為和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AITISA等，規劃建設了稱為“鵬城云腦”。鵬城云腦II將包含自主研發的先進AI集群算力系統，積聚國內外各科研單位和廠商的AI機器學習框架和開源托管平臺，以及支持典型AI應用賦能的AI大規模訓練示范系統。“鵬城云腦”和實驗室的“鵬城云網”“鵬城靶場”“鵬城生態”等科學基礎設施相互配合、相互促進。

在網絡上搜索對兩個室驗室的各種評論，覺得這種實驗室平臺在中國的實踐，問題多多，比如，實驗室實現理事會領導下的主任負責制，這對主任的學術判斷力和科研倫理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如何避免形成派系和權力壟斷是一個現實問題；許多骨干研究人員采取雙聘制，如何積累沉淀研究能力；普通研究人員的短聘制，注定了其高流動性，如何保障科研人員的發展和利益也是一個問題；實驗室難免形成行政主導機制（同樣情形也出現在目前國內的大學），如何形成學術自由的氛圍等。

兩個省實驗室砸下去200多億，能收獲到什么？大概需要在一個長程的時間線上才可能得出可靠的結論，我們現在評價為時尚早。

六

深圳擺出了為建立基礎研究能力不惜一切代價砸錢的姿態�！渡钲诮洕�特區科技創新條例》2020年修訂版中規定“市政府投入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資金應當不低于市級科技研發資金的30％”（英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5個全球創新標桿國家用于基礎研究經費占其國內研發總投入12％—23％；中國全國的比重則為6．5％。），并規定“市政府設立市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開展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培養科技人才”，為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提供持續的財政支持。

2020年，深圳基礎研究投入44．85億元，占比近39％，2022年基礎研究財政支出經費達到91億元，其中市級投入65億元，保持了占研發總支出三分之一以上的比重，而全國的基礎研究經費也不到2000億元。也就是說，深圳以占全國2．6％的經濟總量，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則占到全國的近5％。

投入的規模很重要，但投入的效率會怎樣呢？如何評估基礎研究的投資效率呢？

對這個問題的求解，會把我們引向，深圳是否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科學系統，以及這種科學系統與經濟系統的關系究竟為何。

頗有批評者認為深圳純粹是燒錢，或者為了展示自己有錢，財大氣粗，而去辦大學、搞基礎研究。這種批評的其中一個理據即是，深圳沒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科學系統，而應利用廣州和香港，甚至是上海、北京、合肥已經建立的科學系統，深圳只要擅長于將其產業化，從而獲得經濟回報即可。在2018年之前的30多年里，深圳幾乎沒有任何基礎研究，但仍然可以成為全國最具技術創新力的城市之一。

對此應如何看待呢？我的基本看法是：應對我國的科學系統和經濟系統現狀進行一個細分的梳理，從中看深圳應承擔的角色任務。

一般把科學系統分為兩部分，一是所謂基礎研究，二是所謂應用基礎研究。我覺得科學系統應進一步細分為三部分：

一是從0到1的突破性科學發現。這種科學發現具有偶然性，即實現的概率。我同意某些學者的看法，這種突破性科學發現并不常見，在細分的學科里面，可能十多年數十年才會發生一次。因此這絕非大部分科學家的日常工作，而是某些天才的科學家的偶一為之。

從0到1的科學發生，一般更可能發生在以下條件的環境中：1，天才；2，法治和自由的制度環境；3，良好的經濟系統，有大規模資金投入科學研究——現代科學的門檻已經很高；4，有一個不錯基礎的科學系統支撐。

二是從1到10的科學發現，或者我們可以稱之為“進一步擴大、完善性科學發現”，在天才的突破性科學發現之后，大批聰明人跟進，使知識的創新由點到面，形成一個專業知識系統，這仍屬于基礎研究的部分。

三是從10到20，即所謂應用基礎研究，將專業的知識系統應用到為人類生活謀福利的經濟系統中來。

第二和第三種事情，我國的科學系統中有很少一部分人在做這兩件事情，做第三件的要比做第二件的多一些，但加起來仍然是很少的，我估計在我國的科學系統中最多有20％的人在做這兩件事情。

不過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在我國的經濟系統中，已經有一部分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做得不錯，也就是說他們有團隊和資金在做我所說的第三件事情。這就是科學界經常有人說的，許多大學和科研院所所做的研究，落后企業界的研究團隊所做的研究一大截。有些大學還經常把企業已經做的研究抄過去發論文。、從20以后就是經濟系統的事情了。從20到30是經濟系統的研究團隊所做技術創新。企業的研究團隊也有極少部分已經伸進到從10到20的環節了；但也有科學系統的人跨過一只腳做企業里從20到30的事情。所以我認為從10到30，是科學系統和經濟系統的交叉部分。

周路明氏的觀點，說科學系統和經濟系統要有底層邏輯的一致性。我是不同意這個觀點的。因為從0到1的部分，和從1到10的部分，科學系統的這兩部分，是不需要和經濟系統建立一致的邏輯的。需要和經濟系統建立邏輯一致性的，是科學系統的第三部分。因為它和經濟系統已經存在交叉了。底層邏輯不一致，是無法交叉重疊的。

再來看看我國的經濟系統，特別是制造業系統�？梢哉f我國的生產系統中，絕大部分所做的都只是成熟技術的復制生產活動，也就是簡單的擴大再生產，靠大規模和低成本取勝，或者做進口替代，或者做技術追趕——別人那里已經成熟的技術，我們需要追趕，仍然要再技術創新一遍，以趕上別人的成熟水準。我國經濟系統過去40年的技術進步，大多屬于這種情形，橫向比是一個追趕過程，但縱向比，仍然是一個個巨大的技術進步，或者說叫技術創新過程。只有一小部分，我認為在整個經濟系統中占比可能不超過10％，會有一些真正的技術創新，但也大都屬于應用創新，或者集成創新（如高鐵和手機），只有很小的一點點，可能真正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技術創新。

而且這占比不超過10％的技術創新，也主要發生在東南沿海地區的部分城市。這些城市中的大部分經濟活動仍然并沒有技術創新，只是大規模生產。而深圳及周邊的產業鏈，就是整個中國經濟系統中，為數不多的有技術創新活動的子系統。深圳初步建立了一個地區性的創新網絡，這是深圳過去40年里對中國來說最有價值的地方。

正是因為我國既有的科學系統，基本不做第一件事情，極少部分在做第二件事情，略多一點在做第三件事情，所以要建設創新型國家，就要把整個科學系統的人力資源調動起來，使更多的人和錢投入到科學活動中來，這就是中科院等重建中國科學系統的目的。

既然從1到10和從10到20的科學研究在我國仍然是稀缺的，需要重建，而且重建這個科學系統也需要大投入的，那么深圳來做這個事情就是合適的。其實想一起就明白了，廣州雖然既有一個科學系統，但這個科學系統過去40年里甚少參與到深莞惠地區的技術創新活動中來，為什么？因為它們根本就不具備這個能力。何況科學系統中做第三件事的部分，必須融入到經濟系統的活動中來，距離太遠就是不便利的。

既然在中國的經濟系統中深圳是為數不多演化到技術創新的，那么深圳經濟系統對從10到20的科學系統的需求就是強烈的，因而深圳新建一個本地的科學系統就是有必要的。當然，也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深圳正在試圖建立的這個科學系統，重點是和經濟系統一起做第三件事情，適當的情況下可以做一點第二件事情。因而可以說他們的頭腦是清楚的，知道自己該做什么。

充分性和必要性都是具備的，至于深圳能不能做到，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當然，能不能做到，既有樂觀的部分，比如產業界的技術創新活力，以及政府的資金投入能力（這是吸引人才的一個重要砝碼，據《2022年“理想之城”全球高水平科學家流向報告》，深圳位居全球20座城市2012－2021年學術貢獻Top2000頂尖科學家人數的第17位，而高水平科學家人數增加最多的前五位分別是北京、上海、倫敦、紐約和深圳）。

       原文標題 : 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48：深圳為什么要建立科學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