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香港是否能充當大灣區技術樞紐角色，還涉及到所謂外部對向中國輸出技術的態度問題。無論是1997年之前還是之后，香港事實上具有從西方獲得高技術和產品的便利。這本來應該是它發展高技術產業的一個巨大優勢，至少它隔鄰的深圳，以及其他地方所不具備的。

我在之前的《于幼軍與深圳芯片產業》一文中曾提到，1980年代末，意法半導體曾打算和深圳賽格集團合資設立賽意法微電子公司，并計劃在香港大浦工業區尋購一塊工業用地，用于發展一條集成電路前工序生產線。因為在香港設廠可以規避當時巴統協定對中國大陸的技術出口禁令。我也提到，“最終深圳政府認為前工序投資太大、風險大、見效慢、技術水平太高，決定放棄在香港大埔的建廠計劃�！�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倘若當時的香港政府是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而不是嚴格局限于所謂“積極不干預”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原則，也就是說，設想港府是一個新加坡那樣的政府，那么它會積極介入這個重大投資案，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比如土地方面的優惠，以及稅收補貼之類，甚至可以令貿發局出資投入這個科技產業項目，以分攤項目本身的投資風險。則完全有可能這個項目就會發展起來。

與此類似的還有前述摩托羅拉曾經的半導體項目。如果港府更激進一些的話，甚至可以在大埔地區形成一個集成電路產業園，吸引臺灣、韓國、日本等半導體大廠進駐。那么在新界就會形成一個類似于臺灣“竹科”（新竹科學園）或“南科”（臺南科學園區）之類的科技產業園區。香港作為一個創新科技樞紐的角色將大大不同于現在的結果。

四

好了，我們面要明白的是，在2020年之前，香港一直擁有前述這一優勢。倘若港府具有堅決的意志，其實有機會在發展創科方面有所斬獲。當然我們知道，無論是1997年之前的港府，還是1997之后的港府，都不可能是新加坡政府。

香港政府在介入中微觀經濟層面的政策空間一直都很狹窄。它很珍惜全世界對其“經濟自由度”的贊美。港府也很難獲得發展類似“竹科”、“南科”或新加坡“裕廊工業區”那樣的產業園區所需要的大片用地。

1951年，當年的港英政府出于保安理由，在香港新界北部邊境設立禁區，其中包括北區的沙頭角市、沙頭角鄉郊、羅湖、文錦渡、打鼓嶺和元朗落馬洲。包括香港居民在內，出入邊境禁區均需出示禁區通行證，俗稱“禁區紙”。直到2006年，香港才首次檢討解禁的可能性；2012年，港府才第一次解禁了2800公頃禁區的其中740公頃土地，2013年再解禁了710公頃。港府的計劃是最終只保留800公頃的禁區——基本上都是不可開發用地。

邊境解禁之后，港深創新科技合作區才有實現的可能。

我們必須得承認，決意開發北部都會區、提出“再工業化”的港府，已粗略具備新加坡政府的模樣。

但是，這樣的轉變，卻又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發生的。也就是說，當香港政府在產業政策方面終于表現得像是一個新加坡政府時，它卻可能同時失去了《瓦森納協定》所給予的特殊待遇（這看上去有點奇怪，但正是合乎邏輯的變化），從而失去便利地獲得高技術及設備的特殊優勢。

在這樣的變局下，我們就得在“內循環”的視角下重新審視，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使命中，它還有哪些剩余優勢？

其一，在香港明確地“內循環化”之前，還有一個過渡期，也就是說，變局是漸進發生的。在這個過渡期內，香港仍較廣東和中國內地具有相對的外循環優勢。這是一個時間窗口，我們假設它是5年的話，香港可以利用這5年時間，抓緊時間奠定它的一些優勢基礎。

其二，“內循環化”其實重點體現為“法治邏輯”調整。因此，這同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尤其是，倘若有意保持香港特色有別于本體的法治邏輯的話，會在一定程度上挽留國際資本�；蛘哒f，仍然會保持對國際資本的相對于中國內地的吸引力。特區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要把這種剩余吸引力發揮到最大化，并且不僅僅是對國際金融資本，而且對國際產業資本，尤其是高科技領域的產業資本以及科技金融資本。

其三，香港的8所公立大學，在加速“內循環”（除了香港教育大學之外，其余七所均已經或即將在珠三角地區設立分�；蛐�區，其中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設在深圳，香港科技大學設在廣州南沙），獲得“內循環”優勢的同時，弱化其“外循環”優勢。

獲得“內循環”優勢，不但意味著它們將獲得中國大陸優質生源的補充，而且大學的知識創新能力將有機會與珠三角的產業進行深度結合，也就是說，大學，至少其中部分大學，會進一步將知識創新延伸向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從而與產業有更親密的關系，因而一定程度的“斯坦�；�”，而這將為香港成為亞洲級的科技創新樞紐奠定一個基礎。

而“外循環”優勢的弱化——主要體現在，與全球科技系統聯系的弱化，以及對全球科研人才吸引力的弱化——倘若能夠獲得一個止損線的話，尤其是在自然科學研究的領域，是有可能獲得一個止損線的，那么，它就能夠維持一種相對于內地大學的優勢。事實上，我認為在這里，外循環優勢下行線和內循環優勢上行線，會形成一個“白銀”交叉，這個交叉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個線段。這是香港大學們的機會之窗。

倘若港府能認識到這一點，并為大學在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方面顯著增加撥款以對沖“優勢弱化”的話。而這正是我要向港府提出的建議。當然，大學倘若與產業建立更緊密的聯系，也可以從產業得到更多的研究資金。

以上三點是我對香港剩余或新增優勢的分析。

當然，我們必須對香港固有劣勢有一個絕不低估的認知。這種劣勢至少有二：一是高成本，二是科創氛圍（科技產業經驗）的缺失——亦即香港的賺快錢文化，或曰投機文化。

高成本使得在香港本土復興制造業的難度極大。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因為制造業本身也在出現巨大變化，其中主要是AI化，另外則是所謂的硬件產業軟件化——即“新硬件”。在這樣的變化下，香港仍有機會。

機會自然主要是在“北部都會區”，亦即我所謂的“第三香港”。這里是香港的成本洼地，其總成本事實上低于深圳的南山區。

事實上北部都會區的價值正在于同時解決上述香港兩大劣勢。倘若港府再對一些產業資本跨國公司一定的土地優惠和稅收補貼的話，這種成本可以降到新硬件產業能夠承受的程度，從而對科技巨頭產生吸引力。而北部都會區毗鄰深圳，正可以將深圳的科技文化和科技產業經驗跨境延伸過來，在香港北部形成類硅谷的科技創新文化氛圍。因此，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必須引入深圳元素，真正形成深港合作結構，而不應是香港單鞭推動——后者最容易又搞成房地產項目。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一再強調香港科創的其中一個突破口，應該放在吸引科技產業巨頭跨國公司身上，使勁渾身解數，吸引2－3家標志性的科技巨頭，在北部都會區建立其亞洲研發中心和母廠，從而使得香港成為一個亞洲級的科技樞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吸引中國科技公司來北部都會區扎推，如是，科創的氛圍即可形成。

這一定位與深圳并不沖突。事實上，深港在科創領域的合作，正是要形成一個由深圳南部（約700平方公里）加香港北部（約300平方公里），建立“研發＋母廠”集群，作為一個亞洲級的“科技創新發動機”，共同形成“中國硅谷”。

       原文標題 : 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25：香港的角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