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硬科技企業躋身主桌：人大重陽教授解讀中美做“雙鏈主”的戰略深意

2026-05-21 10:12

華爾街科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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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杜杰

編輯：cc孫聰穎

5月13日特朗普開啟訪華行程，14日晚于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美商界國宴備受各界矚目。

這場看似遵循外交禮儀、以聯誼交流為主的高端宴請，其暗藏席位排布巧思。座位圖不僅直白亮出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的核心導向，清晰勾勒出未來中美經貿合作的全新走向，更成為洞悉兩國產業格局與合作風向的一張關鍵明牌。

主桌席位之上，實體產業企業穩居核心主導席位，國內互聯網巨頭僅有字節跳動一家躋身其間。

這場國宴座次的排布取舍，背后是國家產業戰略的深刻調整，更是中美產業鏈博弈與合作的集中體現。

商界領袖，誰坐上了主桌？

此次人民大會堂中美商界聚餐，國宴席位的分配呈現出鮮明的“實業導向”特征，清晰勾勒出中美雙方核心合作領域的輪廓。

中方一側，實體企業成為絕對主角。海信賈少謙、海爾周云杰、小米雷軍、聯想楊元慶、藍思周群飛、福耀曹暉、萬向魯偉鼎、中國商飛賀東風等一眾企業家列席。涉及的業務覆蓋家電制造、消費電子、汽車零部件、航空航天等諸多關鍵賽道。

與實業企業的“滿堂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互聯網行業的分化：阿里、騰訊、百度、美團等一眾平臺型互聯網大廠均未“上桌”，唯有字節跳動成為互聯網行業的“獨苗”。字節跳動CEO梁汝波躋身主桌，與中美實業、科技領域的領軍者同席而坐。

美方列席的十七位企業家，同樣聚焦硬科技與實體產業，覆蓋半導體、高端制造、航空、新能源等六大核心高價值賽道。

此番參會企業合計總市值超 16 萬億美元，體量接近美國 2025 年 GDP 半數。

馬斯克、庫克、黃仁勛及波音等企業掌舵者悉數到場，既代表美國頂尖產業實力，又深度扎根中國市場，與中方參會實體企業形成精準的產業對位。

一次不尋常的座次排位

此次座次排布的核心邏輯，是中美雙方在全球產業鏈重構背景下，對“產業鏈共建、硬科技合作”的共識與深層訴求，背后是兩大經濟體對全球經濟話語權的博弈與平衡。

正如雙方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這一全新定位所釋放的信號，這份共識明確提出，雙方競爭需嚴守邊界、恪守規則，堅守不沖突不對抗原則，以平等協商化解分歧。

這也清晰傳遞出，穩固的雙邊經貿往來，既關乎兩國企業切身利益，更深刻影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格局與國際市場整體信心。

中方主桌企業的選擇，既是對美方合作訴求的精準回應，更是中國堅守產業鏈安全、推進產業升級的戰略主動。

海信、海爾的家電制造全球供應鏈，能夠對接蘋果、特斯拉等美國企業的終端需求，實現“制造產能+全球市場”的互補。

福耀、萬向的汽車零部件體系，直接配套特斯拉、通用等美國車企，是中美汽車產業鏈深度綁定的核心紐帶。而商飛的航空制造能力，與波音形成“競爭+合作”的格局，既打破了歐美航空制造的壟斷，也為中美航空產業鏈協同提供了空間。

在《華爾街科技眼》就此話題展開的獨家專訪中，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敦志剛給出了深刻獨到的解讀。

從座次結構看，高端制造、航空航天、智能終端、半導體、汽車、家電、玻璃、消費電子等實體產業成為主軸，說明中美經貿關系正在從過去以貿易規模、互聯網流量、金融資本為主要看點，轉向以先進制造能力、產業鏈控制力和全球供應鏈穩定性為關鍵支點。

敦志剛解釋道，這首先是中國推動實體經濟強基固鏈的信號，海信、海爾等企業代表中國制造的完整與韌性，關系產業安全與國際競爭力；其次是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重構的主動姿態，與美方企業同席印證雙方核心合作在芯片、飛機等硬連接領域；最后，互聯網企業核心站位改變，字節跳動列席彰顯數字經濟影響力，未來需深度結合先進制造等領域才能進入國家戰略核心。

同時，他也強調“互聯網企業并非不重要，而是核心站位發生變化。字節跳動列席，代表中國數字經濟仍有全球影響力，但傳統流量型平臺不再是國家產業敘事的絕對中心。未來站上主桌的互聯網企業，必須與人工智能、先進制造、全球內容生態、數據要素和產業效率深度結合，才能進入更高層級的國家戰略坐標。”

雙鏈主格局下，雙方如何協同發力？

中美產業鏈深度融合，是否意味著兩大經濟體將攜手共做產業鏈主？如若達成，雙方該如何協同布局，這一格局落地的可能性又有幾何？

敦志剛認為，所謂中美產業鏈共建、共做鏈主，不是簡單說兩國平分產業鏈，也不是誰取代誰，而是指在全球關鍵產業體系中，中美分別掌握不可替代的核心環節，彼此既競爭又互補，既有分工又有牽引。形成一種多中心、多環節、高黏性的產業組織格局。這種格局的本質，是全球產業鏈已經很難由單一國家、單一企業、單一技術路線獨立支撐。

從實際情況來看，美方企業更多位于技術源頭、規則接口和全球品牌牽引端。黃仁勛代表的英偉達掌握人工智能算力生態的關鍵入口，高通影響移動通信和智能終端芯片架構，蘋果擁有全球消費電子設計、品牌、系統生態和供應鏈組織能力，特斯拉推動智能電動車和能源技術商業化，波音、GE航空航天則處在高端裝備和航空動力體系的核心位置。

以上這些企業的優勢在于基礎技術、平臺生態、全球標準和資本市場能力。

中方實體龍頭更多位于規模制造、工程轉化、場景落地和供應鏈集成端。海信、海爾、聯想、小米、福耀、萬向、商飛等企業，不只是“生產者”，更是全球制造體系中的組織者和升級者。中國企業的突出能力在于把技術快速轉化為產品，把產品快速推向大規模市場，并在供應鏈、工程師體系、成本控制、應用場景和迭代速度上形成綜合優勢。

共做鏈主的關鍵在于從“你供我需”走向“共同定義產業”。過去中美產業合作更多是美國提供技術、品牌和資本，中國提供制造、市場和效率。現在，中國企業在新能源汽車、智能家居、工業互聯網、顯示技術、消費電子、低空經濟、航空制造等領域的角色不斷上升。

未來的鏈主，不再只是掌握某個專利或品牌的一方，而是能夠統籌技術、制造、市場、標準和生態的一方。中美如果能夠在這些層面形成建設性互動，全球產業鏈會更穩、更強，也更具創新活力。

在協同共建、共做鏈主，這個未來大趨勢之下，這次“飯局”也清晰劃定了未來中國產業的“核心賽道”：實體制造、硬科技、AI算力將成為政策、資源、資本傾斜的重點，而純流量型互聯網企業將逐步邊緣化，行業格局將迎來深刻調整。

國家層面，“脫虛向實”的戰略導向將持續強化，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聚焦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加強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創新，加快將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這一導向的背后，是國家對全球產業競爭格局的清醒認知——當前，全球產業競爭已進入“硬科技比拼”的時代，誰掌握了核心硬技術，誰就能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據主導地位。

對于阿里、騰訊等互聯網大廠而言，轉型已成為必然選擇，且轉型的核心的是“擺脫流量依賴、聚焦硬科技與產業賦能”，而非簡單的業務調整。這也意味著，純流量型互聯網的“黃金時代”已徹底過去，技術硬核化、產業賦能化將成為互聯網行業的新發展邏輯。

不僅僅是互聯網大廠，此次國宴座次的取舍，也為中國企業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產業賦能，技術硬核，全球布局，緊跟產業鏈合作，才是未來的大趨勢。

一方面，企業需強化核心技術研發，擺脫對模式創新的依賴，聚焦硬科技領域的突破，無論是實體制造企業還是互聯網企業，只有掌握核心技術，才能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據主動地位。就像海信集團董事長賈少謙在今年的全國兩會通道上表示，中國制造已經具備了“量質同升”的優勢，這種優勢，給中國制造業升級轉型帶來巨大的機遇。

另一方面，企業需加快全球化布局，融入全球產業鏈協同發展，尤其是在AI、數字科技等領域，出海已成為必然選擇。

同時，企業需立足產業鏈協同，強化與上下游企業的合作，聚焦產業賦能，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培育新興產業，實現與國家戰略、全球趨勢的同頻共振，才能在未來的產業格局中站穩腳跟，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

以下為《華爾街科技眼》對敦志剛獨家專訪全文：

敦志剛：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全球治理觀察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

華爾街科技眼：本次人民大會堂中美商界高端聚餐，實體實業企業穩居主桌，互聯網企業僅有字節跳動一家列席，您如何解讀這份座次排布背后釋放的國家產業戰略信號？

敦志剛：這份名單最值得關注的，不只是哪些企業家到場，更是哪些產業被放到中美關系的核心位置。從座次結構看，高端制造、航空航天、智能終端、半導體、汽車、家電、玻璃、消費電子等實體產業成為主軸，說明中美經貿關系正在從過去以貿易規模、互聯網流量、金融資本為主要看點，轉向以先進制造能力、產業鏈控制力和全球供應鏈穩定性為關鍵支點。

第一，這是中國推動實體經濟強基固鏈的明確信號。海信、萬向、商飛、國航、海爾、福耀、小米、聯想等企業，分別代表裝備制造、航空交通、智能制造、消費電子、汽車生態和全球化制造能力，背后對應的是中國制造體系的完整性、韌性和升級方向。國家層面更重視這些企業，是因為它們直接關系產業安全、技術突破、就業承載和國際競爭力。

第二，這是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重構的主動姿態。與美方特斯拉、蘋果、英偉達、高通、美光、波音、GE航空航天等企業同席，說明雙方真正繞不開的不是抽象口號，而是芯片、飛機、汽車、智能終端、能源裝備、物流金融等硬連接。誰能在這些環節形成穩定協作，誰就能影響全球產業秩序。

第三，互聯網企業并非不重要，而是核心站位發生變化。字節跳動列席，代表中國數字經濟仍有全球影響力，但傳統流量型平臺不再是國家產業敘事的絕對中心。未來站上主桌的互聯網企業，必須與人工智能、先進制造、全球內容生態、數據要素和產業效率深度結合，才能進入更高層級的國家戰略坐標。

華爾街科技眼：此次高規格會面釋放出中美友好互信、務實合作的明確基調，在全球產業鏈格局動蕩背景下，這對于規避脫鉤斷鏈、維護全球供應鏈穩定，有怎樣的現實價值？

敦志剛：這次會面最大的現實意義，在于把中美關系從抽象分歧重新拉回產業合作的真實現場。全球產業鏈不是靠政治口號拼接起來的，而是靠企業訂單、技術協同、資本配置、物流網絡和市場需求長期形成的。中美兩國企業家同席，本身就是一個強烈信號：在全球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世界最需要的不是擴大對抗，而是穩定預期。

第一，它有助于壓降全球市場對“脫鉤斷鏈”的恐慌。過去幾年，企業最擔心的不是競爭本身，而是規則突變、供應中斷、投資受阻、技術合作被切斷。中美高層場合讓產業龍頭面對面溝通，能夠向市場傳遞一個重要判斷：兩國仍然存在廣闊共同利益，關鍵產業不能輕易切斷，全球供應鏈也承受不起系統性撕裂。

第二，它有助于維護跨國企業長期投資信心。蘋果、特斯拉、英偉達、高通、美光等企業深度依賴中國市場、中國制造和中國工程體系；中國企業也需要全球技術、資本、市場和規則環境。雙方越是處在產業鏈深處，越知道“各造各的鏈”成本極高。此次會面就是把企業理性、市場理性和產業理性重新推到臺前。

第三，它有助于為全球經濟復蘇提供穩定錨點。當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產業鏈區域化、陣營化、碎片化趨勢加劇。如果中美能夠在高端制造、智能終端、航空、汽車、金融服務、農業食品等領域保持務實協作，就不僅是兩國企業受益，更能穩定全球投資、貿易、就業和創新預期。中美產業合作穩一分，世界經濟預期就穩一分。

華爾街科技眼：目前行業普遍提及中美產業鏈共建、共做鏈主的說法，您怎么理解這種新產業格局？以黃仁勛、庫克為代表的美方企業，和中方實體龍頭企業分別處在產業鏈什么位置？

敦志剛：所謂中美產業鏈共建、共做鏈主，不是簡單說兩國平分產業鏈，也不是誰取代誰，而是指在全球關鍵產業體系中，中美分別掌握不可替代的核心環節，彼此既競爭又互補，既有分工又有牽引，形成一種多中心、多環節、高黏性的產業組織格局。這種格局的本質，是全球產業鏈已經很難由單一國家、單一企業、單一技術路線獨立支撐。

第一，美方企業更多位于技術源頭、規則接口和全球品牌牽引端。黃仁勛代表的英偉達掌握人工智能算力生態的關鍵入口，高通影響移動通信和智能終端芯片架構，蘋果擁有全球消費電子設計、品牌、系統生態和供應鏈組織能力，特斯拉推動智能電動車和能源技術商業化，波音、GE航空航天則處在高端裝備和航空動力體系的核心位置。這些企業的優勢在于基礎技術、平臺生態、全球標準和資本市場能力。

第二，中方實體龍頭更多位于規模制造、工程轉化、場景落地和供應鏈集成端。海信、海爾、聯想、小米、福耀、萬向、商飛等企業，不只是“生產者”，更是全球制造體系中的組織者和升級者。中國企業的突出能力在于把技術快速轉化為產品，把產品快速推向大規模市場，并在供應鏈、工程師體系、成本控制、應用場景和迭代速度上形成綜合優勢。

第三，共做鏈主的關鍵在于從“你供我需”走向“共同定義產業”。過去中美產業合作更多是美國提供技術、品牌和資本，中國提供制造、市場和效率。現在，中國企業在新能源汽車、智能家居、工業互聯網、顯示技術、消費電子、低空經濟、航空制造等領域的角色不斷上升。未來的鏈主，不再只是掌握某個專利或品牌的一方，而是能夠統籌技術、制造、市場、標準和生態的一方。中美如果能夠在這些層面形成建設性互動，全球產業鏈會更穩、更強，也更具創新活力。

華爾街科技眼：本次飯局上，顯示產業龍頭海信、家電制造龍頭海爾同時受邀列席，與國際頂尖科技企業家同席交流，這一舉動凸顯出中國制造在全球產業鏈中，具備怎樣的實力和行業話語權？

敦志剛：海信、海爾同時列席，表面看是家電和顯示企業受到重視，深層看是中國制造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今天的中國制造，早已不是低成本加工的代名詞，而是覆蓋研發設計、核心零部件、智能制造、全球品牌、海外渠道和用戶服務的完整產業能力。海信、海爾能夠與蘋果、英偉達、特斯拉、高通等企業同席，說明中國制造已經從“產業鏈配套者”走向“產業鏈塑造者”。

第一，中國制造具備全球規模優勢和系統集成能力。家電和顯示產業看似貼近消費端，實則背后連接芯片、面板、傳感器、工業軟件、智能控制、物流網絡和全球售后體系。海信、海爾這類企業的優勢，不只是把產品賣到世界各地，而是能夠在全球范圍內組織生產、研發、品牌和服務，把復雜產業鏈壓縮成可復制、可擴展、可持續的商業體系。

第二，中國制造正在形成技術升級和品牌上行能力。過去國際市場看中國企業，更多關注產能和價格；現在越來越關注中國企業的研發能力、質量體系、智能化水平和全球品牌影響。海信在顯示技術、激光電視、智慧場景等領域持續布局，海爾在全球家電、智慧家庭和工業互聯網方面形成系統能力，這些都說明中國企業不只是參與國際分工，而是在部分行業開始定義產品方向和用戶體驗。

第三，中國制造的話語權來自真實場景和全球市場。國際頂尖科技企業重視中國企業，不只是因為中國市場大，更因為中國擁有最完整的產業場景和最快的產品迭代能力。無論是智能家居、智能制造，還是新型顯示、智慧城市、消費電子，中國企業都能在真實市場中快速驗證技術、優化產品、放大規模。這種能力，是全球產業鏈重構中極其稀缺的資源，也正是中國制造越來越有底氣走上國際主桌的重要原因。

華爾街科技眼：為何當前高層場合更看重高端制造、硬核科技實體企業，而傳統流量型互聯網企業逐步淡出核心站位，背后深層的產業轉型邏輯是什么？

敦志剛：這背后反映的是中國經濟發展重點的深層調整。過去一個階段，互聯網平臺依靠流量、算法、交易撮合和商業模式創新，極大提升了消費效率和服務效率，也推動了數字經濟快速發展。但進入新階段，國家競爭的關鍵已經不再只是流量入口，而是算力、芯片、工業軟件、航空裝備、智能汽車、高端材料、先進制造和全球供應鏈組織能力。誰掌握硬科技和制造底座，誰才真正掌握未來產業主動權。

第一，傳統流量紅利正在見頂，實體技術紅利正在上升。流量型互聯網的核心邏輯，是把用戶時間、消費需求和商業廣告進行高效率匹配。但當人口紅利、移動互聯網滲透率和平臺擴張速度放緩后，單純依靠流量擴張很難繼續支撐國家層面的產業躍升。相比之下，高端制造和硬核科技能夠帶動研發投入、設備更新、材料突破、工程人才和產業集群升級，具有更強的長期帶動效應。

第二，大國競爭的焦點轉向產業底座和技術底盤。芯片、航空、汽車、能源裝備、智能終端、先進材料、工業軟件，都是決定國家競爭力的基礎性領域。互聯網平臺可以提升效率，但如果沒有制造能力、核心零部件、基礎技術和工程體系支撐，數字經濟就會缺少堅實根基。當前高層場合重視實體企業，正是強調數字經濟必須服務實體經濟，人工智能必須進入產業現場，科技創新必須轉化為真實生產力。

第三，未來真正有戰略價值的企業，是能把“硬科技+制造+場景+全球市場”打通的企業。小米不是單純互聯網企業，而是智能硬件和汽車生態企業；聯想不是單純電腦品牌，而是智能終端、算力基礎設施和全球供應鏈企業；字節跳動能夠列席，也不是因為流量本身，而是因為其算法能力、全球化平臺和人工智能應用潛力。未來能進入核心站位的企業，必須從線上流量走向產業深水區，從商業模式創新走向技術體系創新。

華爾街科技眼：從長遠來看，這次中美商界會晤定調之后，未來中美產業協作、中國高端制造及硬科技領域，會呈現出怎樣的發展趨勢？

敦志剛：從長遠看，這次會晤不是一次普通商業飯局，而是一次產業信號釋放。它說明中美關系的底層支撐，仍然是企業、產業、市場和技術之間的深度連接。未來中美產業協作不會回到過去簡單分工的舊狀態，也不會走向完全隔絕的極端狀態，而會進入更復雜、更務實、更強調安全邊界和合作收益的新階段。

第一，中美產業協作將從低成本分工轉向高價值協同。過去中國更多承接制造環節，美國更多掌握技術、品牌和規則。未來雙方合作會更多集中在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半導體應用、航空航天、智能終端、生物科技、綠色能源、供應鏈金融等領域。合作方式也會從簡單代工、采購和銷售，轉向聯合研發、生態共建、標準協調、全球市場共同拓展。

第二，中國高端制造將從“規模優勢”進一步走向“體系優勢”。中國制造的下一步，不只是把產品做得更多、更便宜，而是把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工業軟件、智能工廠、全球品牌和供應鏈韌性做得更強。海信、海爾、福耀、萬向、商飛、小米、聯想等企業代表了不同方向的升級路徑：有的向全球品牌進階，有的向智能制造進階，有的向高端裝備進階，有的向新型工業生態進階。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將越來越體現為全鏈條組織能力。

第三，中國硬科技企業將更多進入全球主桌，成為國際產業秩序的重要參與者。未來的產業競爭，不是誰把誰擠出桌面，而是誰能拿出不可替代的技術、產品、市場和生態能力。中美企業之間會有競爭，也會有合作；會有規則博弈，也會有共同利益。對中國而言，關鍵是把外部合作壓力轉化為自主創新動力，把超大規模市場轉化為技術迭代優勢，把制造體系優勢轉化為全球產業話語權。真正的趨勢是，中國企業不再只是參與全球化，而是在更高層面塑造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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