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朝圣——后城市化與后疫情時期的“回家過年”

2022-02-07 16:04

中國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事件，莫過于將近8億人口從鄉村遷移到了城市。今天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接近70％，距離發達國家只差一步之遙。然而，與西方發達國家長達幾百年的自我演化的城市化相比，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具有快速強制構建的意味——以政府為主導的圈地和建設運動。在這個過程中，四千多年的“鄉土中國”被快速解構，一座座現代城市在鋼筋混凝土和道路管網中如雨后春筍拔地而起。

與此同時，積累了幾千年的鄉土中國精神體系也被打碎和解構，但基于現代市民公共意識的城市中國精神體系卻沒有相應的成熟。突然從鄉鎮遷移到都市的人們，在心靈和信仰重建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鄉關何處”的精神危機，而主要的慰藉方式之一，則是一年一度的春節還鄉、回家過年。他們帶著忙碌一年積攢的積蓄和鄉愁，在短短一周的春節小長假期間集中釋放，給一年內大部分時間沉寂的鄉村帶來了一點熱鬧和紅火，可以看作是城市對鄉村的一次經濟和感情反哺——尤其是對那些沒法落腳城市，老人和孩子還在家鄉留守的進城務工人員。回鄉過年，在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如此重要，如此充滿儀式感，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國現階段獨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然而，隨著現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農村人口減少和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年的味道逐漸變淡。更重要的是，一場大疫情改變了這種城鄉之間的經濟和情感流動。“惡意返鄉”從官方語言中涌現及熱議，是一次不可避免的精神重創。在疫情面前，家鄉對游子返鄉并不友好的態度，會造成越來越多“異鄉人”的精神破產——還有什么比故鄉將游子拋棄更無情的打擊呢。而治理現代化程度高、具有人性溫度的城市（主要在南方），在此時會讓無法返鄉的人重新定義家鄉。不破不立，可能恰恰就在這個鄉愁精神危機與“鄉關何處”的重新尋覓過程中，潤物細無聲的完成了一次城市心靈家園的重建。大疫情，進一步加速了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分化——不僅僅是經濟和物質的，還有心靈和精神的。

一、“惡意返鄉”——作為鄉愁情感的一次精神危機

回家過年，是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獨有的精神期盼，是無數個進城打工的異鄉人漂泊一年身心俱疲后的心靈慰藉。而疫情兩年來嚴格的返鄉防控措施，讓越來越多的異鄉人只能面對“回不去的家鄉”望鄉興嘆。除了徒增一份濃濃的鄉愁，還有突然終止的城市向鄉村反哺的春節效應。疫情防控如果導致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大城市就地過年，小城鎮和鄉村會更加冷清，城鄉分化會進一步拉大。

要知道，對于很多無法在大城市安家但又不得不在大城市工作的人來說，一年一度的回家團聚和過年的意義非凡。在中國人的信仰譜系里面，家和血緣文化無疑占據著核心地位。雖然最近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工業化繼而城市化解構了中國傳統的鄉土文化，但由于城市仍然給予不了那些生長在農村就業在城市的人們足夠的“歸宿感”，尤其是對那些在城市仍然沒有穩定工作和自有住房的年輕人和進城務工人員，他們的內心依然沒有在大城市安置。每當春節來臨，雖然很多傳統儀式被精簡，回家會被鄉鎮的落后習俗（比如相親）及瑣碎事務所煩惱，但仍然視為必須的旅程——類似那種宗教式的“朝圣”旅程。

然而最近兩年的大疫情改變了很多。防控措施阻隔和阻撓了回家的路，家鄉對在大城市的打工同鄉回家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或許是情勢所迫，但城市之間的防控方式和態度存在較大的差異。治理現代化程度高的城市能夠做到以人為本的差異化對待，而很多官僚主義比較濃厚的城市則在粗暴簡單的一刀切。“惡意返鄉“的詞語涌現和社會熱議，意味著鄉愁作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原生情感動力的一次精神破產。如果返鄉都成為一種”惡意“，那么為家離鄉在外辛苦打工一年的意義何在，尤其是對那些無法在城市安家，老人和孩子仍然留守當地的進城務工人員來說。漫長的一年時間，或許只有團聚那一刻的心靈慰貼，才能將一年的疲憊撫平，才能有重新踏上流浪打工的勇氣。

因此或許從此開始，區域之間的競爭力將主要不再取決于資源稟賦、優惠政策和鄉愁情感的牽引，而是基層政府治理的現代化程度。我看到太多的微觀案例，人們在回家過年過程中，官僚主義濃厚的北方家鄉的粗暴無情與南方城市的科學精細又不失人性溫度的治理體系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將進一步印證學者們關于城市和區域競爭的一個假說：在未來，一個地區招商引資和吸引人才的核心已經不是硬件層面的，而是這個地方如何以科學的治理體系善待資本和人才。疫情是一個放大鏡或加速器，放大了人性的善惡，加速了歷史的進程。

二、回家過年——城市對鄉土的一次物質和精神補償

春節是中國獨有的節日。春節期間的人口遷徙也是中國獨有的，伴隨的是在外辛苦勞作一年的打工人，帶著鄉愁和積蓄回家團聚。每年臨近春節半個月，就像候鳥遷徙一樣，億萬打工人開始踏上回家的旅程。同時留守在鄉土的千萬兒童和父母，也開始了翹首以盼的倒計時。此時，如果從幾千米高空俯瞰中國，就會看到一列列火車，一輛輛汽車，還有排成長隊的摩托車，從城市出發，像一條條河流一樣，向鄉鎮匯聚。而也就在春節這半個多月的時間，沉寂了一年的鄉土煙火開始熱鬧了起來，等候了一年的老人和孩子臉上掛滿了幸福的神情。這一切，構成了半個多世紀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獨有的雄壯景觀。

而在經濟層面則意味著，圍繞春節返鄉、團聚、過節、回城的長達一個多月的獨有的節日消費效應。交通、旅游、物流、娛樂、餐飲、零售等，都會在平時舍不得花錢的中國人當中來一次集中的釋放。很多打工人在平時的辛苦勞作中，舍不得吃點好的穿點好的，但到了春節對待自己的孩子、老人和其他的親朋好友，往往是非常慷慨大方。同時這也意味著，人們在大城市辛苦一年賺的錢，拿到三四線城鎮和農村消費，勢必會給原本冷清的鄉鎮帶來短暫的活力和繁華。雖然只是一年一度的幾天，但由于春節在中國人的傳統地位，各種消費是“剛需”的。如果后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那么回鄉過年的春節對提升消費總量和優化消費的空間結構非常重要。

春節具有特有的空間經濟學意義，那就是伴隨著人的回家過年，財富和消費從大城市向小城鎮和鄉村的一次“反哺”。而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時間，則是鄉村對城市的資源輸出——人進城打工、投資（買房）和消費，帶來了城市的擴張和繁華。最近幾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就像一個鋼筋混凝土森林，不斷的向外生長和延展。與鄉村相比，城市需要更多的資源和能量，它從一開始就從鄉土“攫取”，從人口到土地，從物質到情感，通過各種價格剪刀差來獲取自身快速生長的所需。從理論上來說，城市化的前身是工業化（城市是工業時代空間重塑的產物），初期的工業化依靠的是鄉村的“犧牲”，當工業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再反哺農業，推動農業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構建新型的鄉鎮體系。然而對于中國來說，在加入WTO參與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分工后，由于人多地少農業并不具備比較優勢，得不到國內外資本的青睞和支持，農業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相對滯后。即使到現在，即使有政府的補貼，中國的農業和農產品也基本沒有可觀的經濟利潤。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農業，現代的鄉土中國，社會和體制意義遠大于經濟意義。第一，通過二元結構緩沖危機，為6億多農民和農民工提供社會保障。當城市因發生經濟周期而大量失業的時候，人口可以從城市回流鄉土，除了減少財政開支外，還不至于在城市中形成貧民群體導致社會不穩定問題。而回鄉后的人們，一方面有基本的生存保障不會成為需要救濟的流民，另一方面難以形成成型的組織而集體行動。第二，在城市的房地產因為物權法和民法，私人產權（產權不等于所有權，產權是一種權力束）被逐漸明確和不斷強化的時候，農村土地依然保持著集體主義的“本色”，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獨特體制保留著意識形態的制度底蘊和政策空間。這本質上是一種體制精神的遺產。

認識到這一些，理解了現代城鄉體制二元結構形成的中國獨有的經濟和精神二元結構，就會理解回到鄉土過年對中國人的意義。很多人說中國人沒有信仰。的確，中國人可能沒有宗教意義的信仰，但卻有著樸素的家文化和血緣傳統，這可能是一種“形而下”的信仰，它意味著責任和犧牲。也有人說中國人愛錢如命，金錢就是中國的信仰。也并不完全錯，但是無論中國人多愛賺錢，但是春節期間大部分還是要停業放假、閉門打烊，回家過年。當回鄉過年的人們，給空巢冷寂了一年的鄉村帶來短暫煙火熱鬧的時候，自己也得到了短暫的心靈慰藉。此時，家鄉更像一個驛站，短暫的休息和放松后，又可以有力量和勇氣繼續踏上進城打工的旅程。

三、就地過年——如何深刻影響中國人的物質和精神結構

因為疫情的影響，很多城市近兩年實施倡導就地過年的政策，回鄉過年的人們越來越少。實際上，就算沒有疫情防控政策，回鄉過年的春運人流也在逐漸減少。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這種城鄉之間最典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可能正在消失。然而真正的春節，最有味道、最有儀式感的春節，只能在鄉村中存在。城市里的春節就像溫室里生長的蔬菜，缺少味道。而春節之前歷經千山萬水的還鄉，一年一度才能相見的團聚，則更為春節增添了年味。如今這一切正在變淡甚至正在消失。

一方面，回鄉過年的減少代表著中國城市化的“成績”，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戶。當然也意味著快速的人口老齡化，老家的親人在快速減少和消失。另一方面，帶有強制意味的就地過年政策對回家過年的人為阻斷，則帶來較大的經濟和社會影響，更深層次的則是改變或者加速中國人經濟和精神結構的變遷。當中國城鄉之間突然減少了這樣的空間流動，當僅有的一段從城市到鄉村的路上擁擠時段消失，也就意味著城市對鄉土最后的反哺和情感慰藉消失。城市和鄉村，從此以后“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經濟層面的影響是巨大的，城市賺得錢到農村花的“紅包效應”銳減，節日消費因此會出現不一樣的情形。第一，在總量上，節日的刺激效應就不會那么明顯了，至少交通、旅游、餐飲等受到較大的影響。如果在外打工的子女以紅包轉賬的形式給老家的父輩送禮，那么這些紅包向消費的轉換還存在著邊際消費傾向的問題，老人可能舍不得花錢而轉為積蓄。第二，在結構上，一般情況下春節帶來的從大城市向鄉鎮的消費擴散效應或反哺效應會大大減弱，但留在大城市過年的人們可能會消費升級，提高大城市的消費熱度。過去每到春節原本冷清的大城市的旅游、餐飲、娛樂等行業會熱鬧起來，疫情深層次的影響了春節期間中國節日消費的空間結構。

更深層次的影響是，疫情這倆年由于防控要求，越來越多的子女將親人接到了城市，加快了鄉土中國向城市中國的人口和財富轉移；如果慢慢養成就地過年的習慣，加上人口老齡化，留守大城市的人會越來越多，老家會越來越冷清，這會讓原本從大城市向鄉鎮的財富擴散和外溢效應也快速減弱，城鄉分化因疫情的影響進一步加劇了。典型的景觀就是，更加繁華熱鬧、房價更高的大城市，與土屋凋敝、滿街都是老人的鄉村形成鮮明的對比。當最神圣的春節，從鄉村走出的人們都不再回老家過年的時候，城市和鄉土之間最后的一點聯系也將消失。一代甚至幾代中國人，可能需要重新踏上望鄉和尋鄉的路程。

更為重要的是，過去進城打工人數最多時期，鄉村為在城市打工的父母養育的“六千萬留守兒童”已經長大了，他們的家在何處、心在何方？他們的現在和將來，會在何處過年？這才是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頭等大事。

原文標題 : 趙建：中國式朝圣——后城市化與后疫情時期的“回家過年”